准确把握危机后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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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造成了严重影响。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发达国家加快了全球战略布局。无论是再工业化还是新的贸易规则，对资本的竞争实际上是其背后的原因；鉴于国际资本流动的新变化，我们应该从国际资本流动的发展中总结规律，并积极应对。

■全球经济发展的新特征(8)

■董晓军姜伟

国际资本流动的实质是资本在盈利能力、安全性和流动性之间的平衡。在判断国际资本流动趋势时，应考虑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一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国际套利投机有关。影响国际资本的长期因素与全球政治经济和贸易格局的调整有关。正确认识和把握后危机时代国际资本流动的新特点，是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把握历史规律中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共同因素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根据《世界投资报告》1970年至2016年的统计数据，国际资本流动经历了四个演变阶段，从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初始流动，到向发展中国家的加速流动，再回到发达国家。

第一阶段(1970-1980):美国和欧洲的资本对流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美苏冷战期间，社会主义国家几乎被排除在国际资本流入之外。统计数据显示，从1970年到1980年的10年间，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占全球总流出量的99%以上。其中，美国在1970年占60%。美欧之间的资本流动加速了美欧之间的经济一体化，为欧洲摆脱战后危机和美国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1980-1991):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三元外国投资”阶段。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作为资本输出大国，呈现出与美国和欧洲并驾齐驱的态势。从1980年到1991年的十多年间，国际资本从欧洲、美国和日本的流入和流出分别占世界的70%和80%。到1985年，日本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第三阶段(1992-2014):国际资本加速流向发展中国家。随着前苏联解体，日本经济陷入低谷，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产业链，国际资本逐渐从集中在欧美和日本转向多元化投资，并加速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截至2014年底，在全球外资流入量最大的前10个国家和地区中，发展中国家占了半数席位。其中，中国在全球对外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已成为海外最大的债权国。

第四阶段(2015年至今):国际资本回流发达国家。随着发达国家逐渐摆脱危机，发展中国家增长乏力。自2015年以来，国际资本呈现出回归发达国家的趋势。2015年，尽管发展中国家吸引了外国投资，但它们保持了9%的高增长率，达到7650亿英镑。美元的历史峰值，但流入发达国家的情况更加引人注目，吸引外资几乎翻了一番，达到9620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55%，而2014年为41%。其中，美国的增长最为明显，2015年的fdi流入量是2014年的近四倍。

那么，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从长远来看，有四个主要驱动力。

首先，世界制造中心的转移和变化。在世界经济史上，有四个世界制造中心:英国、美国、日本和中国，它们需要大量的资本流入和流出。从国际资本流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世界制造中心的变化趋势。18-19世纪的英国、二战前的美国、20世纪50-60年代的日本和德国以及20世纪末的中国凭借其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吸引了全球资本的流入和流出。

第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在金本位制下，英国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中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增长需要更多的美元作为支付手段，国际资本流动呈现出以美国为主导的单一中心局面。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牙买加体系的建立，美国在世界上的对外投资流出比例一直在下降，而在欧洲、日本等主权货币国家的对外投资金额也在日益增加。以美国为单一中心的资本流动已经开始转变为美国、日本和欧洲三个中心之间的相互流动。

第三，形成超大型区域集团联盟。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区域经济合作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近20年来，国际投资协定大幅增加，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等超大型区域联盟的形成，直接影响了全球直接投资的新格局。其中，亚太经合组织是目前最大的区域经济集团，约占全球资本流入的54%。

第四，跨国公司的主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是跨国公司大发展的时期，它们通过并购(而不是传统的“绿地”外国直接投资)进入新的市场。20世纪80年代，跨境M&A几乎是美国跨国公司的专属领域，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跨国公司已成为主要参与者。21世纪头三年，欧盟跨国公司占全球跨国并购的61%

后危机时代国际资本流动的新特点

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产生了严重影响。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发达国家加快了全球战略布局。无论是再工业化还是新的贸易规则，背后实际上都是对资本的竞争。在这些长期因素的影响下，国际资本流动将呈现以下新特点。

(1)在4.0工业革命的推动下，高端制造中心的兴起促进了国际资本向发达国家的回流。在过去20年里，新兴市场一直是吸引国际资本投资的价值洼地。危机过后，这一趋势可能会随着高端制造中心的崛起而改变。目前，发达国家加快了新一轮产业技术创新的布局，增强了高端领域的竞争优势和控制全球价值链的能力，吸引了资本的回流。金融危机后，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呈现大幅增长。2013年，美国页岩气的跨国并购占油气行业的80%以上。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估计，到2040年，页岩气将占世界天然气供应量的30%。高端制造业中心的崛起将挤压低端制造业的资本流入。

(二)随着大型区域贸易集团的崛起，国际资本流动将进一步表现出多中心和分散的特征。从区域角度看，由于交易成本的降低和资本回报率的提高，贸易圈内的国家将自然成为资本流入的目的地，而贸易圈外的国家将受到重大影响。本质上，资本可能成为主权国家无法控制的力量。在wto规则下，资本发展海外市场需要主权国家的支持，主权国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T三角”新贸易规则下，通过“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的特殊机制，资本有能力摆脱自身的政治和社会控制，成为主权国家无法控制的力量，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资本帝国。

(3)随着新兴市场资本账户的开放，证券投资尤其是债务投资呈现加速增长趋势。长期以来，外国直接投资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在1991年以前占近100%。在后危机时代，随着新兴市场资本管制的放开，证券投资比例有望呈现上升趋势。这种趋势在过去十年中已经出现。统计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13年，fdi净流入占总资本流入的比例从56%下降到49.03%。在证券投资中，股权投资从12.79%下降到5.40%，而债务投资从10.85%上升到15.86%。因此，在后危机时代，新兴市场利率、汇率和流动性突然变化的风险将不可避免地增加。

(4)美元已进入长期升值阶段，新兴市场资本外流风险加大。自1973年美元指数建立以来，美元经历了三个周期的下跌和上涨。从历史上看，美元的上升周期与美国新经济到来所需的国际资本流入高度相关。危机过后，美国的再工业化和页岩气革命将不可避免地推动美元再次长期升值。在全球化时代，全球资本的关键不是总量，而是流向。与发达经济体相比，美元贬值是一台“印刷机”，美元升值是一台“提款机”，即美元贬值给世界带来了通货膨胀；然而，随着此前美元的升值，新兴市场货币将面临“大幅贬值”，这将带来灾难性的打击甚至危机。

应对国际资本流动变化的对策和建议

鉴于国际资本流动的新变化，我们应该从国际资本流动的发展中总结规律，并积极应对。

(1)加快与大型区域贸易集团中的发达国家缔结高标准和全面的双边投资协定。一个有效和成功的双边投资协定将吸引更多的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同样，这也将增强中国投资者对发达国家的信心，支持海外投资在中国的增长。如果中美之间能够达成一个高层次的双边投资协定，两国之间将开展一系列新的双边经贸合作，包括启动中美投资贸易协定谈判和中国加入国际服务贸易协定谈判。

(2)整合全球价值链和中国制造的供应链，努力形成有利于中国跨国公司“走出去”的国际分工体系。一方面，鼓励中国大型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价值链整合，在R&D开展国际化经营、生产和销售，培育具有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使其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骨干和重要支撑。另一方面，我们将建立以中国大型制造企业为核心的全球供应链体系。拥有知名品牌的大型制造企业可以凭借自身的资金优势、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影响上下游企业，形成网络结构，在全球范围内开展采购、技术研发、生产和销售等最有利的经营活动。

(3)中国不仅要努力成为资本帝国的一部分，还要善待资本。没有资本帝国，中国就无法生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选择在全球化进程中加入资本帝国。经过30多年的开放，中国不仅获得了大量的外资，而且成为一个资本过剩的国家。中国的剩余资本不仅应该流向西方发达国家，也应该流向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计划有效地促进了中国资本成为资本帝国的一部分。此外，中国应该善待资本。如果政府不能善待资本，资本就会流失，这将导致国家的发展。

(4)从国际货币体系供给方的改革入手，我们应该创造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国际货币话语权。借助亚洲投资银行、金砖四国新开发银行、一带一路等平台的优势，努力使人民币成为全球流动性提供者，完善新兴经济体的流动性补充机制和金融稳定联动机制。模仿欧美国家金融危机后的做法，通过货币互换完善多边和双边流动性救助机制，尝试发行央行票据、债券、贷款工具和人民币衍生产品等多种金融产品，为其他新兴经济体注入流动性，维护地区金融稳定。

(5)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共同实施托宾税，为资本账户开放建立安全网。托宾税能有效抑制国际资本的异常波动，引导资本流向实体经济。例如，智利在20世纪90年代实施了托宾税，有效地将部分短期资本转化为长期投资。中长期资本流入占资本流入总额的比例从1990年的23%上升到1997年的62%。由于托宾税是一种全球税，如果一个国家单独使用，很容易受到市场的抵制。中国应该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共同实施，并为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动建立一个“缓冲阀”。

(董晓军，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姜伟，博士，中国发展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