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应以加息应对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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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人士/温美国现已进入财政扩张和货币紧缩的密集政策时期。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了以前的税收改革法案。预计特朗普最早将在2017年底签署税收改革法案。随后，利率会议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1.0%-1.25%上调至1.25%-1.50%，这是今年以来的第三次加息。

从税制改革的角度来看，税制改革法案不仅包括降低企业所得税和极端贫困税，还包括取消遗产税和净投资所得税，降低美国企业海外利润返还美国的税率。这是美国30多年来对税法的最大调整。虽然现在很难说税制改革会成功，但它肯定会对世界经济地图产生长期而深远的影响。跨国企业为避税而在海外囤积的利润有一半将会给全球资本市场带来巨大冲击。这还没有计算出其他国家的工业在美国建立工厂所带来的资本转移的低税率和避险资本的回报。

从加息的角度来看，预计减税法案通过后，美国消费的增加将逐步提高物价水平，然后明年美国加息的频率将增加到三倍，联邦基金利率将达到2.0%-2.25%的水平。美国的货币政策已经完全正常化，如果配合缩小桌子的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更加显著。

纵观美国经济周期的所有变化，几乎都伴随着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大幅波动。当美国经济处于扩张周期时，美国实行低利率并向世界出口资本。新兴市场国家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制度创新，在获得资本后取得了长期的经济发展。然而，随着外资的流入，资产泡沫、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也时有发生。当美国经济因自身通胀或资产价格高企而不得不从扩张周期转变为收缩周期时，即采取加息、缩台和减税等政策时，存在资产泡沫的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政策既不会被追随，也不会被追随。如果你不跟随，资本将改变方向，回到美国，导致新兴市场经济的萧条。只有当经济或金融周期与美国完全同步时，才有可能避免危机，但历史上往往是相反的。

例如，1986年里根时代的减税政策不仅大大增加了企业的利润，带领美国经济走出了滞胀期，而且加速了全球资本向美国的回流，保证了美国经济一段时间的健康发展，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衰退才出现。此外，里根的减税政策、1988-1989年的加息政策以及1985年各国签署的广场协议也刺破了日本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使一度处于长期繁荣区的日本经济迅速进入衰退区，开启了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

就中国而言，当前中美之间的金融周期是相反的。金融危机后，美国实现了非金融企业和居民的去杠杆化，处于金融周期的底部上升区间。然而，中国的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处于较高水平，相应的金融周期处于顶部向下的范围。在美国减税和加息频率不断增加的三重叠加下，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有必要提前规划解决方案。

事实上，在美国2016年重启加息政策后，中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具体来说，首先，市场利率已逐步提高，通过货币工具，如omo，slf和mlf，金融监管不断加强。过去一年，通过市场与央行的博弈，近期10年期国债收益率接近4%，10年期国债收益率接近5%。商业银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已降至1.3%。尽管广义货币m2的同比增长率从11月的上个月开始反弹，但只有9.1%；其次，房地产业，这是脆弱的一个大的影响，已被严格监管和控制。去库存化完成后，通过限制销售锁定了商品房的流动性。居民是受到严格约束的部门，即使资产价格下跌，他们也不会轻易出售房地产，亚洲居民。这一点尤其正确。例如，香港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只有少数居民切断了供应，同时提高了按揭首付比例和按揭利率；第三，年初出台了相关的减税、减费政策，全年减税、减费达到1万亿元。建议公司在紧日子里过上好日子，增值税税率适时从原来的4档下调到3档；最后，为了防止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导致银行信贷过度创造，提出了地方债务终身问责制度，包头等地的轨道交通建设项目相继停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没有批准当地的轨道交通规划。

随着美国新一轮政策的逐步实施，目前上述措施显然还不够，需要新一轮的对策。第一个是加息政策，包括韩国在内的几个国家已经启动了这一政策。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我国市场利率一直稳步上升，商业银行相应的存贷款利率也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主要城市商业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基本在2%以上，首套住房抵押贷款利率达到5.36%。非国有企业融资成本大幅上升，只有部分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能够获得基准贷款利率。

因此，提高基准利率有利于进一步抑制国有企业特别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基础设施投资冲动，进而控制地方政府债务水平。在更深层次上，加息在降低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进而降低土地成本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出口领域。目前，随着房价带动的地价快速上涨，地租在企业经营成本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简而言之，非贸易部门越来越无力支持贸易部门。由于政府财政支出的刚性，通过提高利率和降低土地价格来减轻企业负担是一种合理的方式。当然，提高利率也会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但事实上，大多数企业的融资成本都随着市场利率的提高而增加，而提高利率也会增加国有部门的融资成本。此外，提高利率还可以保持中美之间的利率差异，从而防止短期资本外流。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目前的总体税收负担在全球处于较高水平，但由于财政支出的刚性，短期内很难大幅减税。近年来，财政赤字逐年增加，2016年财政赤字为2.81万亿元，2015年为2.36万亿元。一方面，2012年后，为应对经济低迷，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大幅增持，固定资产投资超过80%，导致财政支出大幅增加；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口红利的拐点，未来养老金投资仍将大幅增加。因此，在短期内，我们可以从降低费用入手，大幅降低企业承担的各种费用，并尽快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降低税收水平。毕竟，个人所得税只占财政总收入的一小部分，2016年为6.3%，但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主要是中产阶级。有效降低水平和提高门槛有利于扩大国内消费，从而达到四两个效果。

综上所述，美国的减税、加息和减表政策将对全球经济版图产生巨大影响。中国的金融周期与美国的相反，必须采取进一步措施积极应对。在相关措施中，加息政策应该首先启动。目前，市场利率已经大大偏离了基准。提高利率不仅可以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还可以降低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从而降低企业的租金成本。此外，有必要在短期内减少企业各项费用的支出，提高税收门槛，减少税收序列，以扩大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从长远来看，有必要进一步协调财政赤字比例，制定详细的减税计划，切实减轻企业税负，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作者是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

《范昕经济观察报》特别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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