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专家:＂中国崩溃论＂是国际笑话 不迎合不粉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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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是著名的中国国情专家，在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等问题上，他的声音总能被公众听到。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董事长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曾这样评价胡鞍钢:“没有哪个中国思想家能像他那样准确地预测国家发展的方向和速度”，“他可能是当代中国最全面、最务实的经济学家。”

尽管胡鞍钢的观点经常引起广泛争议，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中国将成为新超级大国的信心。在他看来，这对中国学者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中国学者不能只是复制者和追随者。他们应该与西方学者竞争，专业地总结中国的经验，并及时向世界介绍，以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他说，“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是缺少中国学者。”

研究国情就像读一本“天书”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都知道你的研究方向是国情研究，这与传统的学科划分有很大的不同。你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学科吗？

胡鞍钢:我的国情研究在国际上被称为“当代中国研究”，是以当代中国的发展为研究对象的。这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侧重于某一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等。，而国情研究则采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特定的对象。

在国外，当代中国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杰出的研究”或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这直接关系到中国的迅速崛起，使当代中国研究国际化和全球化。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的国情？这是制定正确发展战略的客观依据，也是确定合适发展目标和制定有效发展政策的根本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表明，伟大的成功是战略决策的成功，伟大的失败是战略决策的失败。

我从事国情研究已经三十多年了。近十年来，我特别关注中国成功发展背后的政治原因，这与我参与中国发展规划和重大公共政策研究的个人经历和经历密切相关，也与我撰写《中国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过程密切相关。

然而，研究国情远比人们想象的困难和复杂，甚至像我这样长期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研究的人也有着深刻的体会。因此，我经常把它比作读一本“天书”。

中国新闻周刊:我记得你有一本叫《如何了解当代中国》的书，它讲述了如何研究当代中国。

胡鞍钢:是的。中国30年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也经历了多重转型。研究当代中国，实质上就是真正理解、深刻理解和历史总结中国社会多重转型的原因、过程、得失和前景。

对如此大规模、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变革的理解和解释不可能是独一无二的，而是不同的意见，甚至相互冲突。这是因为人们研究中国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方法，所以他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然而，无论得出哪一个结论，我们都必须接受中国社会的实践检验和中国转型的历史检验。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一度活跃的争论自然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尘埃，只有少数认识和观点经过客观实践的检验才能成为历史洞见。

西方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大多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或理论为基础，很难形成一个全面的研究。我们的研究是一个有机的、综合的和全面的分析框架，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不仅依赖于树木，而且依赖于森林；我们不仅要看今天的中国，还要看昨天的中国，预见明天的中国；我们不仅要看中国自己，还要做国际横向比较，从外部看中国。

我经常告诉我的学生，我们对国情的研究是基于三个“真理”，即研究对象是“现实世界”，主要是指现实的中国，而不是虚拟的中国；研究内容是“真实问题”，主要是指真实的中国问题，而不是“伪问题”；研究的结果是提出了“真方法”，即“有一个明确的对象在眼前”，而不是“没有对象在眼前”。

“中国崩溃论”是一个国际笑话

中国新闻周刊: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一直预言中国将会崩溃。当然，这些预测最终都没有实现。你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胡鞍钢: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各国越来越关注中国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世界的影响。这导致了各种争议和预测。在许多西方预测中，中国一直面临着国际舆论的三个基本论点:“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门罗主义”。

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伴随着类似的争论。这些争论不仅反映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偏见，也反映了许多西方理解和理论的局限性。事实上，“中国崩溃论”和其他西方国家一再贬低中国的言论已经成为国际笑话。

西方预测的破产不仅是西方国家政治偏见的必然结果，也反映出对中国国情缺乏深入了解，对中国制度缺乏基本耐心，对中国优秀文化缺乏基本宽容。这与他们的思维方式有很大关系，基本上是一个树形视图，而不是森林视图。

事实上，这已经引起了一些美国学者的反思。例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说:如果你用中国专家在美国预测北京的能力作为标准来评估我们的贡献，那么我们的记录就很差。我们经常会犯错误，这不仅是因为可获得的信息有限，还因为幼稚和把学科框架强加给更复杂的现实，这是导致我们犯错误的原因。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你在国家发展战略、计划和政策中的声音，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你的观点经常引起广泛的争议。比如最近你提出“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很多人反对。

胡鞍钢:没错。就像几年前，当我提出中国社会不是公民社会而是人民社会时，有人反对。一般来说，我不会对这些反对意见作出回应，也不会公开辩论它们，因为这些声音缺乏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专业的，其中许多不是他们的原创想法，而是更多的外来想法。而且，这些人不会仅仅因为你和他争论就改变他们的观点。和他们争论是多余的，无用的，浪费时间和精力。更重要的是，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锐利的。

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已经位居世界第一。这个结论是我们跟踪十多年计算出来的。在这里，我们谈论的是整体实力，而不是平均水平。我们的综合实力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是我们的劳动生产率还没有达到。这个结论在我们公开之前就已经在《清华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你可以写文章来挑战，但你不能骂人。这不是正常的学术争论。

事实上，从过去十年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的许多预测不是夸大的，而是保守的。我们总是强调创意，这往往违背了普通人的理解。这也证明有时候真相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中国新闻周刊:一些评论家称你为“帝王学者”，因为你经常被政府邀请去咨询。

胡鞍钢:我们的研究成果都是基于我们自己的学术研究，有数据和专业分析，而不是来自上级或领导的指示。

当然，中央政府的决策是要集合全党全国的智慧，很多人都同意我们的看法。我不能说我们都建议这样做，但是我们和中央政府想一起去。但这绝对不是我们所迎合和粉饰的。

因为我们经常在中央政府决策之前提出意见。因此，我根本不在乎这个说法。我只觉得你不专业。这是我的态度。

改革开放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的经验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认为你的国情研究属于“中国学派”，你是“中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胡鞍钢: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学者有义务理性、客观、专业地总结中国的创新，并及时向世界介绍。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这就是中国学者的缺乏。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一所“中国学校”。

什么是中国学校？它是在第一时间总结中国的道路、经验和智慧，第一课堂和第一信息渠道。

事实上，这个群体已经逐渐形成。例如，最近受我们邀请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便属于这一类。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经历。例如，我们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出国，然后又回来，了解中国和世界的情况。

我记得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初说过，我们是世界公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应该被定义为世界学者。近年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努力建设“中国学校”，展示“中国风格”，发出“中国声音”，现已成为一个具有重大学术、国际和社会影响的大学智库。

当然，中国学者在世界上掌握话语权并不是不可能的，但也不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我们自觉主动，自觉主动地参与国际学术竞争，争取一席之地，进一步形成更大更强的“中国声音”。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目前建设一所中文学校的意义是什么？

胡鞍钢:30年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超过10亿，创造了这样的奇迹，也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发展了30多年。这不仅是我们学术的大舞台，也是我们为知识做出巨大贡献的历史机遇。

我们需要有意识地解释中国的奇迹，就像毛泽东说的，我们应该坐在中国的土地上向世界解释，而不是相反。更有必要的是创新和创造，这样才能继续创造正在进行的中国奇迹，而这个奇迹还远未结束。

中国学者需要有学术意识和自信，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回答中国未来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未来的世界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国未来将会走什么样的道路。

如果一个国家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考。目前，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我们不能只生产材料产品，而只能在中国制造。我们还需要产生想法，向世界提出中国的解决方案、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的想法，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扫清道路。

过去我们常说十月革命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世界带来了中国的经验，包括中国的实践和教训，以激励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就人类文明而言，中国超越美国不仅是因为中国人民的伟大创新，也是因为人类文明和现代智慧的共同结晶。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新时期的十四项基本战略，这对占全球人口80%以上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及时的帮助。

这不仅是中国未来中长期发展的部署，也是中国实现人类共同繁荣和共同强盛的计划，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和世界进入新时代的形势、任务、目标、原则、路径、手段、战略战略和体制机制。中国的创造力正在成为全球性的知识和思想。

中国新闻周刊:但是，客观地说，西学仍然是中国学术界的主流。你认为建设“中国学校”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胡鞍钢:目前，国际学术界仍是“西风压倒东风”。西方学术界不仅垄断了英语世界的写作优势，而且有权利借助社会科学杂志和教科书的影响力来影响中国大学的报告厅和教科书。此外，一些中国教授“说他们所说的一定是希腊”，这使得“西学”流行起来，并占据了主流话语权。

陈云同志说过:“不只是上面，不是书，而是现实。”我认为我们应该加上一个“不唯外国”，即“不唯外国人(权威)，不唯外国书(理论)”，不迷信西方，不迷信美国。

真正的中国学者本身是西方学者的竞争者，而不是复制者和追随者，更不是西方学者的“留声机”。

为此，我们应该让中国学者率先“走出去”，加快将已有的学术成果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坚持写作和翻译，争取出版一本书的影响力。我们应该有龚宇移山的精神。如果我们每天挖山，我们将永远感动上帝。这位神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位野心家。

在教学过程中，清华大学国科院使用我们老师写的书，从不谈论翻译的书。这很难，但我们一直在做。

我们的立场非常明确，那就是成为学术与政治、政治与公众之间的桥梁，成为中国与世界、与世界对话、代表中国、介绍中国、解读中国、阐释中国的桥梁。

(实习生袁瑞也参与了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