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制约经济增长的“症结”与“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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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经济快速扩张的过程，但过去粗放型的高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在新的经济常态下，中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过度负债、产能过剩等诸多问题。全面推进供给侧改革，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直接原因

(a)投资下降和出口需求之间的完全不平衡。首先，过度投资导致投资需求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后，以4万亿元投资计划为代表的投资拉动型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产能过剩。国际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投资占gdp的平均比例约为20%-30%，发达国家约为15%-20%，中国自2008年以来已连续六年超过40%。在投资高速增长时期，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企业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需求跟不上供给的增加，这将导致大量的库存积压和销售缓慢。企业不得不降低销售价格，利润空变窄，投资需求进一步减少。第二，比较优势的削弱导致出口需求的减少。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支撑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最大比较优势正在消失，这削弱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二)消费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失衡。首先，低端消费相对过剩和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目前，农民工城市化进程正在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正在逐步缩小。2016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为2.72，比上年缩小0.01。一方面，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对低端消费品的需求不断下降，低端消费品成为“贾诩商品”，导致低端制造业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企业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和农民工的市场调研和营销不够重视，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不够敏感，有效供给不足。第二，高端消费外流和创新能力不足。2016年，中国77%的奢侈品消费发生在海外，消费金额达到1204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消费的一半。消费外流现象反映了我国中高端消费的供需结构矛盾，消费市场存在供需错位，反映了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和企业创新能力不足。

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因素

(1)产能过剩矛盾突出。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的“去杠杆化”过程十分艰难。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的杠杆化，通过扩大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形成过剩产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产能利用率已从约80%降至60%。受国内外市场需求明显下降和国际商品价格持续下跌的影响，2015年钢铁和煤炭行业产能过剩矛盾尤为突出。全国钢铁产能约为12亿吨，实际产量不到8亿吨，全国煤炭产量约为38亿吨，但产能为50亿吨。同时，相关行业产能过剩会造成蝴蝶效应，导致上下游行业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以钢铁为例，钢铁协会综合钢铁价格指数从2011年第四季度末的135.93下降到2015年1月底的77.3%，降幅超过40%。

(二)过度负债问题严重。根据费希尔的债务通缩理论，在经济繁荣时期，企业选择增加投资和扩大生产规模。如果投资主要来自银行贷款，存款和货币供应量就会增加，经济就会实现快速扩张，直到达到“过度负债”的状态。在高投资、高负债、高增长的背景下，企业为了追求生产规模，不断借钱扩大产能。直到经济不景气，企业偿债压力加大，过度负债问题暴露无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截至2015年底，中国经济整体负债规模为168.48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49%，远远超过了oecd国家90%的门槛，其中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为123.1%，远远高于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

(3)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2010年，中国经历了一个重要的经济转折点——人口红利的消失，即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达到高峰，2011年后呈现持续负增长趋势。首先，学龄劳动力已经萎缩。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例开始下降，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导致大量廉价劳动力涌入的外资企业退出，国内企业向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迁移，导致中国产业升级缓慢。第二，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截至2016年底，60岁以上老年人达到2.31亿人，占总人口的16.7%，65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10.8%。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和社会总需求减少，进而导致产出减少，抑制经济增长。

提升经济质量和效益的对策建议

(1)解决产能过剩，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首先，优化库存，控制增量。推动企业产品升级，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支持优势企业并购重组落后产能企业，特别是鼓励企业进行上下游并购，提高产业集中度。提高准入能耗和生态环境标准，完善行业监测体系和产能过剩预警机制，加强和改善行业管理。加强土地、环境保护、税收和金融政策的协调与合作，支持产能过剩的退出和产业结构调整。第二，借助“一带一路”战略促进国际能力合作。除了从供给方面发挥力量，扩大外部需求也是解决产能过剩的重要途径。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制定相关优惠政策，促进产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通过推进铁路、核电、钢铁、水泥等领域的国际产能合作，结合企业优势和国外需求，支持企业“走出去”，带动过剩产能出口。

(二)调整融资结构，促进直接融资的发展。一是有序推进市场化“债转股”。充分发挥资产管理公司特别是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积极推进银行债转股试点工作。鼓励各类民间资本以直接投资和持股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参与“债转股”操作，提高民间资本利用率。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并购，通过合资和资产证券化实现“债转股”。同时，引入相关防范措施，避免债转股引发的道德风险，特别是杜绝僵尸企业的搭便车现象。第二，积极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加快登记制度改革，通过主板、创业板、中小企业板、新三板和拟设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板，让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培育和规范发展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发展私募股权投资，鼓励创立天使基金、种子基金、风险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促进非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的发展。我们将继续推进企业债券发行制度改革，鼓励更多企业通过债券市场筹集资金，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最终实现去杠杆化目标。

(3)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第一，实施人口调整政策，创造人力资本红利。鉴于当前人口老龄化问题和人口红利消失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应进一步推进人口发展战略调整和政策改革。在放开“二胎”政策后，我们应该逐步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以补充长期的人口红利。全面提高劳动力素质，从增加劳动力增量到转化劳动力存量，从人力资本角度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第二，科技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施“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战略，促进产业升级，提高“中国制造”质量，引导消费回归。推动企业自主创新，推动企业从过度依赖资源和能源消耗、低绩效、低成本的竞争向依靠创新、实施差异化竞争转变，实现从粗放型、低端、低附加值、制造加工到品牌创新、资源整合、高端市场和总部经济的创新发展模式。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等重点领域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