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民进城落户要有耐心 警惕片面追求和考核城镇化率

本篇文章1331字，读完约3分钟

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自愿选择的过程。它应该符合城市化发展的规律，不应该急于求成。此外，城市化不仅仅是农民在城市里简单地改变他们的户籍和购买房屋，还涉及到更多的权利和保障。因此，目前最重要的不是量化城市化率，而是量化评估体系的设计过程

日前，《2016年全国新型城镇化报告》发布，一些专家解释说，农民进城定居的实际进程低于社会预期。笔者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不是片面追求和评估城市化率，而是不断提高流动人口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增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对于许多进城的农民来说，大城市不容易安定下来，而小城市不愿意安定下来。农民在城市定居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所以他们应该有耐心，不要急于求成。

一方面，一些农民不愿意定居，这主要发生在一些中小城市和县城。农民进城后自然会算账。这取决于它们能带来多少好处。随着城乡差距的进一步缩小，农村条件逐渐改善，农村户口含金量增加，进城定居的成本绩效逐渐下降。虽然一些中小城市已经放开了对农民定居的限制，因为不定居并不影响子女的就学和医疗，而且定居后很难搬回农村，农民并不急于定居，而是选择观望。

许多农民不愿意在城市定居，这是由于考虑到情感上的亲近、社会认同和地方情结，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愿意赋予农村土地各种权利。中央多次强调，“要切实保护进城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入分配权。”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宅基地和承包地。”然而，在实践中，一些地方将放弃土地权利视为农民进城的前提条件，或“以宅基地换房，以承包土地换取社会保障”，这影响了农民定居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一些大中城市的准入门槛仍然很高，使得农民难以定居。户籍制度改革要求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在一些地方，过多地考虑农民定居下来后的短期成本增加，而忽视由此带来的人口红利和长期利益，是不明智的。

当然，把非居民变成注册居民是有代价的。农民工需要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必须有财政投入，这是一项非常繁重的任务，其艰巨性应该充分估计。虽然去年有关部门出台了“人地挂钩”和“人财挂钩”的配套政策，但截至今年2月，只有16个省出台了省级财政支持的相关政策，4个省出台了“人地挂钩”的实施办法。由于农民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尚未落地，当地的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调动。

总的来说，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自愿选择的过程。目前，只有少数农民和他们的家人一起去城市。他们大多数是在城市工作的年轻人，他们的父母和孩子住在农村地区。社会上有些人希望尽快完成城市化进程，但要在一夜之间实现人口的市民化是很难的。农民想去城市，但他们不能都去城市，不是每个去城市的人都会选择定居。如果我们符合城市化发展的规律，我们就不能急于求成。

此外，城市化不仅仅是改变户籍和在城市里买房，它还拥有更多的权利和保障。因此，目前最重要的不是量化城市化率，而是量化评估体系的设计过程。对于有意愿、有能力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要让他们顺利定居，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对于不愿定居的农民，不应该强迫他们进城或“定居”。他们应该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原文来源:经济日报作者:乔

(编辑:胡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