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宗胜：推进小城镇化破解“葫芦形”收入分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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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介绍:陈宗胜是国内学术界研究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家。他是最近宣布的中国经济学最高奖项——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获得者，也是前几年孙获得经济科学奖的获得者。同时，他还是天津市政府前副秘书长。现任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财富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南开大学合作创新中心研究员。他被选为一百名有市场价值的经济学家，从事经济研究以来发表了200多篇论文。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日益增长的改善生活的需求与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更加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与居民的收入分配密不可分。本世纪初，根据中国二元经济体制下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陈宗胜推断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将从金字塔形逐渐演变为目前的葫芦形，并可能形成中等收入陷阱。一旦社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差距将继续拉大，供求失衡将抑制经济增长，这将导致民粹主义和社会动荡，并最终传导到政治领域。

在陈宗胜看来，十九大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和目标，特别是新时期重大社会矛盾的转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解决问题和矛盾的基本策略和政策方法，这恰好是中国从中等收入陷阱中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思路和措施。与此同时，第19届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了宏观审慎政策。陈宗胜认为，防范金融监管中的系统性风险将成为当务之急，发展网络金融的核心是从金融的本质上解决信用问题。

推进小城镇化，破解葫芦型收入分配格局

凤凰网财经:你提到的中国居民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已经逐渐演变成葫芦状，可能会形成中等收入陷阱，我们怎么理解？

陈宗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我近年来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中国的收入分配模式是从收入差距演变的一个横截面来看的。从纵向来看，收入差距是一种趋势，从横向来看，它是一种收入分配模式。这种图案通常被称为金字塔形、橄榄形等等。中国现在是什么形状？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它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形状，类似于飞碟的形状，非常普通。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它演变成了金字塔形状。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已经演变成一个葫芦形，顶部排列较小，底部排列较大，而中等收入阶层恰好相对较小。

这种格局与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体制密切相关。事实上，它反映了城市居民收入从金字塔向下演变时增长较快，也反映了我国前几年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当然，这一趋势自2008年左右开始萎缩。然而，葫芦的形状仍然存在，它继续显示出来。这种模式直接反映了我国收入差距的很大一部分是城乡差距，这是主要部分，约为50%。

这告诉我们，我国下一步的工作是消除居民收入的过度差异，而主要的重点和着力点应该是消除城乡之间的差异。事实上，这是为了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因此，第十九次报告提出要推进城乡一体化，解决“三农”问题，解决扶贫问题。目前，二元结构下存在收入分配的葫芦状，这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的社会需求不统一。相当多的人仍在为基本需求而挣扎，而其他人可能需要高端消费品，如购买lv包和高端厕所，这些都属于高端消费。

这样，社会需求结构更加极度多样化，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但是，它会给供给带来一定的混乱，使供给不能完全匹配，不能很好地满足平衡。因此，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指出，日益增长的改善生活的需求与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可以在这里得到反映。如果这种现象持续很长时间，将会抑制我们的经济发展。抑制经济发展意味着经济将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目前，我国属于中等收入国家，长期停滞不前，无法上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学术界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

凤凰网财经:除了你刚才所说的，解决葫芦形传导与供给面改革不匹配的问题，实现十九大提出的愿景，除此之外，你刚才提出了什么具体措施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解决扶贫问题？除了国家宏观政策和财政政策外，在产业政策上有没有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陈宗胜:你问题的角度很好。事实上，更重要的是消除葫芦形分布模式。分配政策主要不是关于居民收入，而是关于大分配政策，即解决城乡差距问题，主要是关于宏观财政转移支付、工业反哺农业等。但更重要的是发展政策，即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振兴农村经济和农村城市工业，这是十九大提出的。这些主要措施是必要的。

从城乡一体化和振兴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认为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就是发展小城镇化，向这些欧洲国家学习，把一些产业转移到中小城市，转移农村人口，而不仅仅是劳动力；农村劳动力向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转移应该说在几年内取得了迅速的进展，因为劳动力有工作的能力，每个城市都需要它，但是农村人口，特别是妇女、60岁的老人和我们所说的儿童，都留在农村。这是城乡一体化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恰好是一个难点。这一难题不能简单地用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城市化来解决，它需要农村城市化和农村地区。通过这些措施，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一个新的增长点的推动，也就是说，除了大城市的工业和现代制造业的发展，中小城镇的发展是农村地区一个更重要的新的增长点。欧洲国家将分散的农村居民点适当集中到小城镇，并分布相应的工业产业来解决其就业和发展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推动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战略构想

凤凰网财经:中等收入陷阱会对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和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

陈宗胜:中等收入陷阱是学术界的一个概括。此外，还有低收入陷阱的说法。相对而言，在过去的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就陷入了低收入陷阱，这意味着这个社会一直停滞不前，在这个低收入阶段没有长时间的成长或发展。理论上，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一个社会长期停滞在中等收入水平，例如，78，000美元或89，000美元。它不可能长时间上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可能上升到1万美元、2万美元或5万美元，因此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都出现在拉丁美洲国家。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陷入了低收入陷阱，而另一些国家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所以我们称它们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社会没有进一步发展，并逐渐成为高收入阶段的驱动力。从他们的情况来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收入差距太大，而且有些人或大多数人长期处于低收入阶层，所以他们不能成为中等收入阶层，他们也不能形成国内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因为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的前提是中等收入阶层已经形成。收入差距过大会抑制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和消费的增长。

第二，另一方面，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时，我刚才提到，收入差距过大可能会导致供求错配，而供求错配和失衡必然会抑制经济增长，使其速度无法提高或不能迅速提高。

第三个层次，由于收入差距扩大、经济发展不平衡、供求不平衡，经济问题会在政治上反映出来，民粹主义就会出现。这发生在拉丁美洲国家。民粹主义的发展造成了社会动荡，这摧毁了经济发展的基础，因为只有稳定、社会和经济稳定以及经济发展才能持续。如果出现政治动荡，民粹主义形成运动和浪潮，就可能形成政治不稳定，导致经济停滞。因此，它的危险在于使这个社会停滞不前，阻碍它在中等收入阶段前进。

从我国近年来的战略措施来看，特别是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的战略措施，我们党和政府实际上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并且已经采取和正在采取一系列政策来解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在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觉得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提出的目标、提出的新时期重大社会矛盾的转变，以及呼吁采取措施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恰好是推动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思想和措施。

凤凰网财经: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日益增长的改善生活的需求与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应该使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更加公平和惠及所有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怎样才能突破居民收入分配中的这些问题？

陈宗胜:我们党和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近年来，我们采取了供应方改革等战略措施。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思路，如发展农村经济、加快城乡一体化、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等。这些措施都是缩小城乡差距，缩小葫芦形底部，特别是全国消除贫困和实现全民小康的努力。这些措施是为了使葫芦形底部逐渐上升，逐渐上升和收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即从葫芦形到橄榄形。

演变成橄榄形后，我们也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当然，这是一个过程。葫芦型收入分配理论就是描述这样一个过程。应该说，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许多改革、分配和调整政策的实施就是针对这个葫芦形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措施，在城市和乡村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这些措施的共同方向是使葫芦形模式向橄榄形模式过渡，即实现中央政府提出的公平正义，满足更高更好的人民需求。

互联网金融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信用

凤凰网财经:第19届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首次提出，除了稳健的货币政策，还有宏观审慎政策。这种宏观审慎在未来金融监管体系中的影响和变化是什么？

陈宗胜:十九大提出的宏观审慎政策是针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总体稳定。我们成功避免了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在这方面非常成功。然而，经济生活是千变万化的，我们应该时刻警惕这些风险。因此，中央政府建议在金融领域采取宏观审慎的做法。我认为这很重要。因为它真的会让一个经济体陷入系统性风险，所以从一个真实的行业来看，这种可能性更小。例如，哪个行业有问题不太可能导致整个国家经济体系的风险。然而，金融领域是不同的，它本身涉及到全局。小平同志过去说过，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液，它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是系统的。一旦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因此，在处理某些财政政策和措施时，中央政府提出要谨慎。我认为采取这样的角度和态度是非常正确的。我国近年来提出的一系列金融政策，包括贷款政策、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以及其他新金融机构的引进和设立，都采取了宏观审慎政策。当然，个别年份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非法集资、非正规金融管理、保险资金的使用等，甚至是过去几年的股市运行。然而，总的来说，这些问题是局部的和短暂的，它们都是操作性问题，没有形成系统性问题。这是因为我们从近年来的事件中总结出了宏观审慎的策略和观点。我认为这一战略观点今后应该继续坚持，以确保我们不存在系统性风险。

凤凰网金融:你刚才提到了网络金融和一些网络金融产品。事实上，也可以理解，人们有这样的资本需求，然后通过新兴的互联网技术满足这种需求，实现资金的流动和分配。然而，一些新技术和新方法也引起了一些新的争议。你怎么想呢?

陈宗胜: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它是中国金融领域的一个新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普通人(603883，医药股)的收入逐渐增加，从全面小康到全面小康的过程必然会带来大量的资金需求。当人们有了钱，除了食物和住所，他们需要把钱放到不同的渠道去获得新的收入，这也是中央政府提出的，这是提高老百姓和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一个重要方向。我认为这也是事实。问题是，我们的金融部门和金融机构没有提出足够的渠道、方法和措施来投资、理财和为普通人赚取额外收入。

事实上，我们应该向发达国家学习更多。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这一阶段，它们创造了许多工具来投资、管理货币，并为普通人的闲钱赚取利润。我们应该学习这些工具。当然，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适应我国的具体情况，还要适应新技术的发展。正如你刚才提到的，其中一些是互联网金融，这是近年来通过互联网新技术管理资金的一种新方式，对吗？但是，在这些方面，监管部门应该及时跟踪和监督，并从促进该行业发展的角度进行监督。及时纠正问题，而不是一刀切。只要被认为是符合发展方向的，就有必要改正错误并继续坚持下去。

总的来说，现在在这些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提高信用，因为金融的核心是信用。无论你给我钱，还是我给其他金融工具或其他形式的钱，信用问题都是最重要的。只要信贷问题得到解决，这将是一项健康而有希望的金融创新。因此，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种措施都应该努力解决信用的核心问题。

我认为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潜在的金融市场体系还远远不够完善。事实上，我的意思是小型金融机构仍然不够完善。特别是有一些财务管理形式似乎正在成长和初级化，营运资金的形式仍然不发达，即中央政府提到的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例如，我们的社会应该建立更多的社区银行。社区银行是熟人经济，可以帮助你在社区内贷款和理财。他们的功劳很容易解决。我完全了解熟人经济和张斯的名声。因此，我认为应该大力发展社区银行、合伙制社区银行或公司制社区银行，这是我国所缺乏的。另一个例子是相互保险。保险公司的主要形式是互助。此外，与现货商品市场一样，期货市场与现货商品市场之间也有多种形式的对接；除了股票市场，还有一个广泛的股票市场，即场外市场。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开发出来，需要完善。只有完善后，才能真正为普通百姓提供更多的融资和投资机会、视角、渠道和方法，才能解决普通百姓进入小康社会后的融资和投资困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