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系列策划第九期对话王小鲁：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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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召开。凤凰网金融特别推出了一系列计划，邀请专家学者回顾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和一些尚未完成的改革任务，并对十八大后的中国经济提出建议。

在第九期中，我们特别邀请了著名经济学家王小路教授，就中国过去五年的经济问题、房地产的长期机制、收入分配、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领导:那些保持增长的政策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结构性失衡。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在政策上得到合理解决，未来的增长仍有潜力。

结构失衡

凤凰财经:你认为过去几年中国的主要经济问题是什么？有什么突破？

王小路:长期以来形成了两大问题，一是结构性失衡，二是市场失去动能。结构性失衡可能会引起各行各业更多的关注，具体表现为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过多和杠杆率过高。这就是所谓的“三比一，一滴一补”的意思。一减一补意味着降低成本，弥补不足，因为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下降，成本上升，一些工业领域长期存在不足。

这些都是现象。它们的根源是什么？我认为主要原因是过去十年过度投资的增加。增长经济学理论中有一个关于资本积累的黄金律，说资本积累的比率过高或过低。资本积累率越高越好。认为投资越多越好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过度投资将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导致效率下降和产能过剩；当然，发展将是缓慢的。因此，投资和消费之间应该有一个最佳比例。

这个最佳比率在理论上是存在的，但实际上是什么呢？没有人证明这一点。我们用过去50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模型分析，发现中国的消费率约为66%，如果进出口平衡，投资率(资本形成率)约为34%。如果有贸易顺差，投资率就会降低；例如，如果有三点盈余，投资率为31%。在这个投资/消费点，全要素生产率最高。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资本形成率基本上在30%以上，这与这个比率大致相符。后来，它缓慢上升，在2000年左右达到40%。2000年后，它直接上升到接近50%。近年来，这一比例略有下降，但2016年仍为44%。这一投资率仍比合理比例高出约10个百分点。

总的来说，在2000年以后的十年里，资本形成率一直在上升，产能过剩也越来越严重，这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为什么会有产能过剩？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是，随着更多的投资，生产能力将过度扩张，更多的产品将被生产和销售，但消费还没有出现。更多的产品将卖给谁？不同的工业部门通过产业链联系在一起，上游产业有矿石、煤炭、钢铁等。，中游产业有金属加工、机械设备等。，最后下游产业是消费品。这些产业一个接一个地联系在一起。如果最终消费不上来，上游产业将大大发展，这将导致产业部门之间的不和谐，导致产品最终将卖给谁的问题。因此，在过去的几年里，产能过剩变得越来越严重。

严重的产能过剩会带来什么后果？因为投资不会产生有效产出，当然，生产率会下降；同时，由于投资借入了大量的债务，由于没有有效的产出，债务就无法偿还，也就无法形成良性循环；当然，债务杠杆比率越来越高，坏账的风险也越来越大。

此外，房地产也是过度投资。如果有人买了房子，而你在没人买的时候投资，这将是过度投资。

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就是过度投资。有什么问题吗？我认为有几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一直在刺激投资，降低RRR利率和降低利率都是为了扩大贷款。贷款是做什么的？就是投资。另一个是财政政策。我们称之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即政府扩大投资。近年来稍微好一点的是，政府对直接生产的投资减少了，而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了。然而，基础设施也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因为如果建成的基础设施太大而无法有效利用，那实际上就是产能过剩。此外，政府大量投资于贷款，如果钱花完了却没有收回，杠杆率就会越来越高。

记者:不久前，有消息称，中国铁路的总负债接近5万亿元。

王小路:是的。然而，铁路投资的整体作用仍然是积极的。此外，地方融资平台，包括近年来通过银行表外理财产品筹集的资金，金额巨大，整体效益不佳。综合起来看，这导致了结构性失衡。

我认为结构性失衡的原因很明显，在于长期使用刺激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此外，各地的地方政策是增加投资以促进国内生产总值，取得成就，在城市进行大规模的拆迁和建设，在每个城市建立开发区和高科技工业区。全国可能有数百个这样的开发区，不包括省、市、县，但它们应该占用多少土地？建立七个连接，一个平整和基础设施要花多少钱？但是，有多少企业在投资这些园区后会进入？有多少公园得到了有效利用？真正好的东西并不多，结果是过度投资。

此外，各种优惠政策，如吸引投资和以零地价提供土地，吸引投资。所有这些政策共同导致过度投资和结构失衡。

市场残疾

凤凰网财经:产能过剩之后，我们需要去产能，但是现在有一种说法，去产能实际上是去别人的产能，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产能。

王小路:这是市场失灵。事实上，刚才提到的各级政府的行为都是政府在操作资源配置，而政府对资源配置的过度参与减少了市场上的资源配置。银行贷款借给政府用于发展和房地产投资，但实体经济很难借钱。特别是，小微企业不能借钱，所以他们不得不借高利贷，利率为15%、20%甚至更高。这种情况不利于市场条件下企业的正常发展。谁对资源分配有最终决定权？是市场负责还是政府负责？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应起决定性作用，但在实践中如何实施？我不认为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不是最近几年发生的，而是多年积累的。但是，刚才提到的一些地方的减容问题是最近发生的。

这个问题近年来有所改善吗？有一些改进，如减少政府行政审批和简化程序。然而，仍有一些方面似乎没有显著改善。前一段时间，我们对企业的经营环境进行了调查。企业自己从各个方面判断商业环境，并对其进行评分和评估。最终结果显示，明显的差异是国有企业的经营环境明显好于民营企业，大企业的经营环境明显好于小微企业，大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尤为明显。尽管整体商业环境有了显著改善，但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差异却加大了。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大量的房地产投资，政府只征收土地和出售土地，货币宽松，导致地价和房价飞涨。作为投资者，如果你投资制造业，你可能一年赚不到5%的利润，如果你投资房地产，你可能一年赚50%。谁将真正从事企业和行业？谁还在努力开发新技术和研究新产品？如果宏观环境鼓励投机而不是产业竞争，那就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环境。

事实上，这些问题都与上述结构失衡有关。利用行政权力降低生产能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进步，但现在不是说因为产能过剩而不能销售就应该降低一些生产能力，而是说倒闭的企业会倒闭，破产的企业会破产，低效的企业应该被淘汰，这应该是市场行为。现在，许多企业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很难发挥作用。因此，我们不得不依靠政府和行政手段来获得生产能力。在一些地方，存在着保护国有企业和压制私营企业的问题。

在某些地方，当投资需要扩大时，资金应该首先投向国有企业，而当生产能力需要降低或减少时，民营企业的生产能力应该首先提高，这取决于政府有选择地降低生产能力的偏好，而不是依靠市场选择来淘汰低效企业。因此，有可能淘汰高效企业，保护低效企业。这对长期发展可能是一个负面结果。

最大的风险是继续维持货币宽松政策

凤凰网财经: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可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王小路:我认为未来几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刚才提到的一些体制和政策问题需要解决。但最紧迫的威胁和最大的问题可能是高杠杆。流动性过剩和杠杆率上升。杠杆率的上升意味着大量的钱在贷出时不会再回来，即使现在账面上不是坏账，将来也可能变成坏账。在这种情况下，未来越来越有可能引发重大金融风险。20世纪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的结果是什么？二十五年来，只有1%的增长，几乎没有增长。起初，日本人说他们已经失去了20年，现在他们已经失去了25年或更多。

因此，最大的风险可能是继续保持货币宽松，继续拼命放贷和扩大投资以维持增长，这正在积累风险，或者更严重的是，制造一颗定时炸弹。

记者:最近，m2增速已经下降到8%以上，但是RRR近期有针对性的降息会有什么影响吗？

王小路:我认为最近几个月m2增速放缓是一个积极的变化，这是去杠杆化所必需的，应该在很久以前就完成。我们应该继续坚持这个方向。理论上，最近有针对性的RRR降息是一项包容性的金融措施，有利于小微企业的融资。然而，由于它的广泛应用，它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全面的RRR减少，这将释放相当大的流动性。这将对货币供应产生什么影响还有待观察，但我认为我们必须保持警惕，防止货币再次变得宽松。否则，不利于结构调整和防范金融风险。

平衡房地产价格的长期机制

记者:由于我国房价居高不下，房地产的长期机制近年来被频繁提及。真正抑制高房价的长期机制是什么？

王小路:我认为可能有几个重要因素导致了目前的高房价。首先，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高了土地价格和房价。这是一个根本原因。没有如此宽松的流动性，房价不可能升至这一水平。当然，每年几十个百分点的增长是由流动性过剩造成的。你手里有更多的钱。最佳投资在哪里？看到房价上涨，投赞成票当然是值得的。此外，因为投票的人越多，他们立刻抬高房价，所以他们投票越多，他们投票越多，他们投票越多，他们就越容易陷入恶性循环。但当然，这是不可持续的，迟早会有大问题。

第二个方面是缺乏开放的土地市场造成的问题。从1990年到2016年的16年间，城市人口增加了4亿多，而农村人口减少了2亿多。农村人口出来后，很多人没有回去，80后和90后的工人不能种地，他们也不会回农村种地。农村地区有许多闲置的房子和宅院。这些闲置的家园、房屋和相应的集体建设用地呢？如果市场不开放，它将是未来的废墟。将来，农村将被毁灭。开放市场，至少有一部分可以有效利用。城市人愿意投资农村，从事旅游、度假和休闲农业。农民们把他们的房子或家园卖给他。城里人和村民都能赚钱，土地就是财富。现在，坐在那里浪费大量土地正把财富变成无用的东西。

事实上，农村人口近年来有所减少，村庄所占面积没有减少，但也有所扩大。原因是什么？没有开阔的土地。当城市扩张时，没有土地，土地资源稀缺。这种情况将不可避免地加剧房价的上涨。为什么深圳的房价这么高？没有土地。如果农村土地资源能够得到有效利用，比如参照重庆的土地票制和成都的土地指数流转制度，就可以通过市场进行流转。偏远地区的闲置土地不能被城市利用，因此可以开垦为耕地，土地指数可以转移。即使你在东方，我在西方，你那边也没有土地。如果我把索引转让给你，你就有土地了。这里有一亩多的耕地，那里只有不到一亩的耕地，这是占有和补偿的平衡。可以采取措施解决土地质量问题。例如，不同等级的土地可以按照一定的系数进行转换，两亩地可以换一亩地，这是可以考虑的。这样，偏远地区的农民也可以分享城市化的好处。东部地区的城市化带来了大量的土地增值收益，这些收益现在都被政府花掉了，有些则被无效投资浪费掉了；然而，偏远地区的农民无法享受城市化的好处。然而，有了这个系统，偏远地区可以广泛参与分享城市化带来的好处。

我在四川看到，农民开垦土地后，一个村庄获得了数千万的收入，这些收入被用来很好地改造村庄。每个家庭都住在一栋两层楼的大楼里，楼门口有一个小花园和一个停车场，这大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土地占用减少了一半。节约了这么多土地资源，农民得到了很多好处，指标都转移到了城市，城市有了发展的土地。因此，开放土地市场将带来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也将是抑制土地价格上涨的一种机制。

凤凰网金融:一个真正的长期机制。

王小路:有效分配资源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有些部门就是想不出来。他们不能这么做。他们制定了很多规章制度，也就是说，他们不让你开放。这有点。另一点是财产税。发达国家有房产税，为什么中国没有？如果开征物业税，当然有一个问题要考虑，就是工人阶级的负担能力。房价已经飞涨。许多家庭已经拿出他们祖父母和孙子女存的所有钱来买房子。如果他们买房子，他们必须征收财产税，这当然是无法忍受的。因此，物业税应该征收，但不应该对普通居民征收，而是对那些囤积房屋进行房地产投机的人征收。你有十间套房。对不起，你必须为八个套房缴纳财产税。在过去，储存一栋房子没有成本，只是等待价格翻倍。现在，如果征收财产税，至少会有成本。你投资了几千万在那里买了一堆房子，即使你一年付1%，你也得付几十万。这迫使你减少囤积和提高价格的压力。

因此，如果有一套设计合理的房产税，减少投机需求将有助于降低房价，有利于社会公平。

改善收入分配

凤凰网财经: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如果你观察政策，你会发现有时有些政策是劫富济贫，但有些政策可能是劫贫济富。该政策如何公平？造成收入分配不平衡的主要制度因素是什么？

王小路:目前，中国在收入分配方面面临的问题仍然是收入差距过大。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间的差距是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可能更大。鉴于这种情况，有必要采取政策。近年来，强有力的反腐败措施有效地改善了收入分配，减少了分配不公。其次，要改善收入再分配，改善公共服务(603883，医疗单位)，实现社会保障的全覆盖。这些政策在发达国家早已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我们的保护水平可能低于发达国家。因为防护太高，会带来一些副作用；但必须全面覆盖基本福利和安全。

当然，劫富济贫并不总是好事。企业家说，我努力把企业做大，却赚了这么多钱。你抢了我去帮助穷人。企业未来会有积极的发展吗？他没有发展的动力。因此，有必要适度重新分配收入，进一步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我认为这对改善收入分配非常重要。

现在的问题是，各级政府对投资更感兴趣，而对改善公共社会保障服务不感兴趣。城镇有2亿多人没有户口，但要推进户口改革，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必须承担这一责任。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儿童教育应得到管理。地方政府经常说财政受不了。为什么不能？因为钱花在不该花的地方，所以你说你不能站在该花的地方。这是政府支出结构不合理的结果。目前的支出结构不合理。政府最应该做的不是与市场竞争资源配置，而是回归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有这么多农民工，政府有责任解决他们在城市定居并成为公民的问题。

有些事情是劫贫济富的，比如房价越来越高，这就意味着劫贫济富。一方面，他说他想控制房价，另一方面，他不愿意抑制房价。另一方面，他说，房地产投资下降，影响了经济增长。那我们必须保护房地产。事实上，过去反复出现的摇摆是，政策目标相互冲突，对政策目标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没有明确的理解。过高的房价应该降低。如果不降低，他们将抢劫穷人，帮助富人。几十年来，三代工人阶级家庭都在努力攒钱，买房子的时候只付首付是不够的。当他们买房子时，年复一年偿还贷款对他们来说不是一种剥夺。

我们谈论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即使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足够了，买房子也是身无分文。钱去哪里了？政府从土地转让中获利，而房地产开发商获利。在中间，灰色交易，政府官员收取回扣和其他混乱的事情被添加。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发了财，但不幸的是普通人。此外，如果地价高，租金就会高，城市中所有商业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成本也会高。这些成本最终会转嫁给普通百姓。在餐馆里一顿饭要花30元，其中10元可能是房租，而这顿饭的费用可能不到5元。商店购物也是如此。因此，最终承受高地价和高房价的是老百姓，最终钱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是劫贫济富。因此，这种土地征用和转让政策是首先要改变的政策，方向是开放土地市场。

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记者:中等收入陷阱也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学者说中国肯定能跨越它，而另一些人说跨越它很难，甚至说它已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你怎么想呢?

王小路:可以夸张地说，它已经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它仍在增长，但我认为这种危险是存在的。为什么？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到2009年的宽松政策，大规模投资和大规模贷款拉动了gdp的增长，但直到2010年才达到最高点，然后在2010年后一路下滑。现在已经七年了，增长率一直在缓慢下降。它为什么会掉下来？也就是说，结构不平衡，投资没有回报，效率下降，所以增长率下降。很多人认为L型已经见底了，但我不这么认为。上半年的经济形势似乎很好，下半年的情况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好。短期波动因素较大，政府投资在很大程度上起到拉动作用。结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没有回到平衡合理的结构。一些政策因素仍不确定。例如，货币会更宽松吗？政府投资有多有效？如果结构调整和市场导向的体制改革不能始终如一地进行，政府不能转变为服务型政府，结构失衡可能会反弹。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增长可能会放缓，并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出现另一场金融危机或资产泡沫破裂，就更不用说了。因此，这种风险是存在的，但我们越是想保持短期增长率，中长期风险就越大。原因是那些维持增长的政策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结构性失衡。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在政策上得到合理解决，未来的增长仍有潜力。

凤凰网财经:我也认为增长潜力还是很大的。有人认为陷阱与中等收入无关。高收入发达国家也达到某一点，然后不会上升，而低收入国家可能一直停滞不前。

王小路:是的，这并不是说只有中等收入国家有陷阱，而低收入国家有低收入陷阱。一些国家从未进入增长轨道，陷入贫困。但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它有一个特殊的情况，那就是，你已经走出了低收入的陷阱，你本可以继续前进，但你被困在了中间。

改革不彻底、政策失误、收入分配不均衡等等，加上市场发展不完善，都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已经爬到了山坡上，可以继续爬到山顶了。但是看着它再次落入陷阱，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