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研中心副主任：建设雄安为何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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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熊安新区创新发展既有希望又有困难

为什么熊安新区的建设是一个千年计划和国家大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张俊国访谈

“通过三年来的实践，非资本职能救助工作的实际进展比较快，效果比较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俊国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独家采访时表示。

《京津冀协调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缓解北京的四种非资本职能。据北京统计，第一类，自2013年以来，北京已从1341家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水平、低效率的“三高两低”企业中退出，提前一年完成了2017年的救助任务。第二类也取得了快速进展。在过去的三年里，北京已经调整和放松了370个商品交易市场，涉及6.1万名商人和21.8万名员工。第三，学校和医院的救灾工作也在全面展开。主要措施包括缩小市属高校的招生规模，将学生分流到郊区的新校区，各大医院加快将部分职能转移到北京郊区甚至河北。

张俊国认为，第四项任务，即一些行政、商业服务机构和企业总部的救助工作进展相对缓慢，“主要是因为相关政策需要进一步明确。”

解决北京的非资本功能，不仅是解决北京大城市问题、促进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共同需要，也是“第一步”，而熊安新区的建立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的。

如何理解创建熊安新区的战略思想及其意义？为此，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做了全面解读。

两种功能的有机结合

中国新闻周刊:4月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通知，决定建立一个熊安新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这一决策的意义何在？

张俊国:我认为中央政府提出京津冀协调发展主要有四个原因:

首先，是为了解决北京大城市的疾病，是解决北京大城市疾病的需要；二是需要解决区域生态环境问题；三是促进河北发展、缩小地区差距的需要；第四，新形势下建设新增长极的需要。

不难看出，这四个问题不仅非常重要，而且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任何没有解决好或解决得慢的问题都会对整体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但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有效地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通过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些问题似乎属于不同的层次或领域，但实际上它们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甚至相互矛盾的。通过单项进步很难取得好的结果。只有把它们放在一个战略框架下考虑，规划和推进，努力使它们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形成合力，才能达到1+1大于2的效果。

因此，中央政府提出了京津冀协调发展战略，而不是简单地解决北京大城市的问题或简单地促进河北的发展。原因就在于此，即在“京津冀协调发展”的统一战略和政策框架下解决这些问题，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整体效果。

从京津冀协同发展或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角度来看，城市副中心和熊安新区都是北京核心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北京都市区的一部分。过去，北京的建筑采用在空房间里铺大蛋糕的平面扩展模式。今后，我们应该转变思路，严格控制主城区的规模扩张，逐步形成主城区和卫星城都市区的城市空空间结构。就卫星城市而言，北京城市副中心和熊安新区是最重要的两个。

京津冀联合研究制定了《关于加强京津冀承接产业转移重点平台建设的意见》，其中明确了熊安新区的承接方向是北京市的部分行政事业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高校和中央科研院所。

因此，要促进京津冀的协调发展，不仅要解决京津冀面临的突出问题，而且要构建新时期国民经济新的增长极。

中国新闻周刊:熊安新区希望在北京建设一个非首都功能中心，一个实施新发展理念和创新发展的示范区。这两种功能之间是什么关系？

张俊国:根据《规划纲要》，和解的原则之一是集中和解与分散和解相结合。之所以需要集中救助，是因为一些非资本职能可能需要相对集中，这更有利于其职能和相关服务设施的建设。

就我个人而言，我理解建设一个集中承载场所有两个考虑:一是呼应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二是通过救助支持河北的发展。然而，简单地建立一个集中的轴承场所的想法将面临几个问题。首先，如果只是建立一个集中的承载场所，这是一个非资本的功能，没有相应的竞争产业，那么城市的运作既没有吸引力，也没有可持续性；第二，如果只是一个集中的承载场所，没有经济功能，就难以充分发挥辐射带动河北省发展的作用；第三，城市应该按照什么样的理念来建设？如果土地模式和房地产开发模式不改革，工业品位和城市建设标准不高，那么建成的集中承载土地不仅不能满足新的发展理念的要求，而且会引发新的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中央政府决定按照新的发展理念，把建设集中承载区的需要和建设示范区的需要有机结合起来，扩大新区建设的功能，完善新区建设的定位和目标，最终上升到“千年规划和国家大事”的高度。

《中国新闻周刊》:您如何理解“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个具有国家意义的新区是千年计划和国家大事”的说法？

张俊国:经过近40年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一方面，虽然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8000美元，进入了中上阶级国家的行列，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发展水平还很落后，任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另一方面，虽然传统的发展模式和制度模式在过去的30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随着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的变化，它已经变得不可持续。转变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刻不容缓，而任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国际实证研究表明，对于追赶型现代国家来说，在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水平后，转变发展方式以确保经济持续增长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充满风险和挑战的。如果做得不好，就会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能否通过深化改革确保中国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型，其意义不亚于前两个时期。

如何通过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中央政府做出了全面系统的安排，包括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大综合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关键是实施这些战略和措施，并通过切实可行的安排和措施取得成功。这不仅需要顶层设计，还需要区域试验和探索，以积累经验，完善政策，发挥领导和示范作用。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中央决定在熊安新区“努力建设实施新发展观的创新型发展示范区”的深刻内涵。因此，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创建熊安新区的意义，它应该是“创新与转型”的标志，应该按照新的发展观，在新时期对创新与转型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正因为如此，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活动。

巨大的优势和巨大的困难

《中国新闻周刊》:您认为熊安新区的创新和发展有哪些优势？

张俊国:就优势而言，首先，京津冀地区科技资源丰富。首先，京津冀地区聚集了大量的R&D机构，在R&D具有明显的优势..北京有400多个中央和地方科研机构，其中中央科研机构占全国的74.5%。京津冀地区有科研机构513个，占东部地区总数的35.8%，比长三角地区多128个。该地区还有数百个不同行业和领域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等。其次，京津冀地区人力资源丰富，优势明显。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京津冀地区就业人口中，大学以上学历人口比例为14.6%，比全国水平高出4.5个百分点。2012年，京津冀地区R&D机构拥有R&D人员11.9万人，占全国总数的近三分之一，相当于长三角的两倍。创新型领军人才的优势更加明显，两所院校近一半的院士长期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丰富而集中的科技资源是建设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的基本条件和主要优势。

二是制度和政策优势:中央政府把京津冀协调发展战略作为新时期三大区域发展战略之一，把熊安新区作为千年规划和国家大事，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对京津冀协调发展和熊安新区建设的高度重视。在这种背景下，必将全力以赴，包括投入物质资源和政策资源，促进京津冀的协调发展和熊安新区的成功。《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章论述创新与发展，提出要在京津冀三地建立协同创新社区，并从三个方面做出了具体安排。

第三，空:熊安新区的区位优势与京津基本等距。随着快速交通网络的建成，30分钟就可以到达，交通十分便利。随着北京非首都职能的逐步转移，通州将形成首都两翼和两个副中心。更重要的是，熊安新区发展水平低，开发丰富，具备高起点、高标准的开发建设基础条件。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优势，还有什么困难和挑战？

张俊国:首先，区域创新要素的供需匹配不够。北京作为京津冀地区乃至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是研发成果的主要来源。然而，北京的R&D以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主，其成果大多来自国家R&D规划和战略布局，大多集中在高端领域和环节，与京津冀产业尤其是河北产业缺乏对接。同时，受发展阶段的制约，河北和天津对创新成果的需求较大，但集聚高端要素和承接技术转移的能力仍然较弱。

二是需要形成熊安新区自身创新发展的环境。创新要素的集聚不仅需要一定的硬件条件，如基础设施、产业支撑能力和各种生产生活服务设施，还需要一定的软件条件，如制度、政策和社会文化氛围。这样的环境不可能一下子形成，但必然需要一个从少到多、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积累过程。在初始阶段，它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挑战。

第三，熊安新区自身发展基础相对薄弱。这三个县既没有特别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也没有坚实的工业基础。2016年，这三个县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200多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雄县仅为2.8万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产业结构只是传统的低档产业，如服装、塑料制品、食品加工、箱包等。就外围而言，要么是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要么是相对传统的产业，缺乏创新发展的产业基础。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你对促进熊安新区的创新和发展有什么建议？

张俊国:推进熊安新区的创新发展是有希望的，也是困难的，需要在清醒的思路上不懈努力。从大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首先，我们应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促进创新和发展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但政府最重要的作用是通过改革和完善政策为区域创新创造有利环境，培育能够吸引、聚集、高效配置和利用各种创新要素的市场机制。否则，很难保证创新和发展的效率和可持续性。

其次，要处理好非资本功能集聚地与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的关系。承载北京的非资本职能是中央政府赋予雄安新区的核心任务。如何将北京的非资本职能与创造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引擎结合起来，使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通过解构和转移来促进非资本功能的转化和提升，使其适应新区的建设目标和功能定位，而不是照原样照搬。有必要通过发挥非资本功能来改善城市功能，增强城市吸引力。

第三，要处理好自主创新和合作创新的关系。受发展基础的限制，今后推进熊安新区创新发展的关键是做好与京津冀的协同创新。与京津冀形成错位发展、互补发展、互动发展的格局。通过创造条件和优化环境，努力吸引北京的科技人才和科研机构到雄安来，促进北京科技成果在雄安的转化。要高度重视利用天津的制造业优势，弥补产业基础薄弱、支撑能力不足的不足，通过产业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我们要高度重视河北创新资源需求优势，在服务河北产业转型升级、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的同时，促进自身产业的发展壮大。

第四，要处理好发展新兴产业和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质量和效率，是现阶段创新发展的两个车轮，潜力巨大。因此，坚持两轮驱动，不仅要注重引进新技术成果，促进成果转化，发展新产业和新业态，还要注重运用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特别是河北省，传统产业比重较大，转型升级任务艰巨。通过改造和升级促进传统动能释放的潜力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