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外资之力，中国拥抱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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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以来，中国吸引外资规模一直位居世界前三。四年来，中国实际引进外资4894.2亿美元，年均增长11.7%。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各类企业总数中所占比例不到3%，创造了中国近一半的对外贸易和约五分之一的财政收入，增加了约七分之一的城市就业。这些成就不仅得益于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化发展潮流，顺应国际产业转移趋势，迎合国际资本和国际外资企业发展的需要，也得益于中国积极开放的态度、相对较低的要素成本、宽松的政策环境、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市场容量。

外商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外资在中国的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曾经对外资的“反向歧视”优惠政策部分影响了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一些外国投资者通过污染性投资对中国的环境产生了一些影响。

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目标之一是通过外资企业增加投资，促进就业，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通过外资企业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实现经济体制改革。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有着广泛的影响，对中国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促进中国工业和企业的现代化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脱离国际市场，远离国际竞争，获得的国际技术和经验较少，导致中国经济停滞，生产力落后。在离开国际市场这么长时间后，中国如何在改革开放后短短几年内掌握技术、供应链、物流、国际趋势和全球营销，进而成为出口大国？显然，外资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中国本土企业一开始并没有掌握这些基本要素。

中国企业的现代化始于服装、鞋类、玩具和塑料制品等传统产业。港台等企业在内地和中国的投资，带来了现代技术、国际质量标准、市场需求、生产和物流管理，为国际企业提供了所需的服务。

汽车产业是中国产业升级的重点目标之一。改革开放前，中国汽车工业一直以卡车为重点，汽车企业使用的系统和设计都是基于几十年前的苏联卡车。

1986年，汽车工业被列为中国的“支柱产业”之一。外资企业可以进入汽车行业，但只能以与中国合作伙伴合资的形式，而且必须满足不断增长的当地零部件需求。外资企业对中国运输装备行业有着巨大的可量化的影响。大众公司在实现“桑塔纳”国产化的过程中，不仅提升了上海汽车工业30年的水平，而且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机电、化工、冶金、仪器仪表等一大批配套企业和相关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更新，其技术效果已波及全国126家企事业单位。到2015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大部分汽车由中外合资企业生产。

有许多帮助工业或企业实现现代化的例子。例如，泰国正大集团是经济改革开始后首批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之一，将现代农业企业带入中国。中国对家禽业的大规模投资改变了中国的饮食结构，进入中国市场后，中国人均禽肉消费量在十年内翻了一番。可口可乐公司在推动中国软饮料工业现代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94年，中国政府将可口可乐的工厂和生产标准作为整个行业的标准。

到2015年，300多家外国零售企业将在中国开展业务活动，将现代零售业态、营销、广告和采购方式引入中国。外资零售企业通过示范、竞争和经营改变了中国零售业，许多做法被中国零售企业所采纳。这些案例表明，外资企业的存在促进了中国经济各行业的现代化。

培育现代供应链系统和产业集群

外资企业对中国的一个主要贡献是培养上下游企业的能力。许多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供应商和分销网络方面投入巨资，促进了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和中国企业的成长。外资企业将国际标准引入中国供应商，并将这些供应商纳入其国际供应链，因此这些供应商学会了在国际市场销售产品，而不依赖于跨国公司的网络。中国现代分销网络的建立不仅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发展，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居民的生活质量。

可口可乐在中国已经基本建立了一个集合作伙伴、供应商和分销为一体的基地。20世纪80年代，可口可乐重新进入中国，发现没有合作伙伴、供应商和分销渠道，于是它着手在中国为当地装瓶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基地，并将装瓶业务中积累的所有一流专业知识转移给中国合作伙伴。由于中国供应商未能提供符合标准的玻璃瓶，可口可乐选择了五家中国国有的性能良好的玻璃工厂，指导他们免费提高玻璃瓶的质量。同样，可口可乐也培养了塑料瓶、铝罐、糖和包装设备的中国供应商，其中一些甚至开始出口。

外国汽车公司也投入巨资改善中国的供应商网络。例如，大众、通用、日产和其他汽车公司也鼓励外国零部件供应商在中国投资。这些汽车公司还将国际质量标准、严格的测试和资格认证带到中国，并通过合作将中国供应商引入全球供应链，帮助中国供应商提高出口能力。外国汽车公司也把汽车分销和服务的专业知识带到了中国。大众一直支持新经销商的发展，以提高销售业绩、营销规划和客户满意度，其经销商网络约有3000名成员。大众金融(中国)有限公司推动了中国汽车金融服务业的崛起。公司从事汽车金融、租赁、品牌保险和售后服务，为合作经销商提供内部沟通平台，有效促进了中国汽车金融服务业的成熟。

这些都是外资企业在中国培育供应链系统和产业集群的例子。由于这种发展和培育，成千上万的中国企业出现或扩大了它们的业务，数百万工人获得了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在这些新建或扩建的中国企业中，许多企业有很强的能力生产符合国际成本和质量标准的产品，并将其销售给中国境内外的其他企业。

引进先进技术促进R&D创新

外资企业在提高中国R&D能力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世界级公司在中国开展R&D活动，并通过其国际网络将技术引进中国，这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许多溢出效应，包括外资企业的独立研究、培训研究人员、为当地企业提供示范、提高当地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能力，以及通过竞争施加影响。这些企业还承担着为中国培养未来企业家和研究人员的工作，这些受训者后来开始自己的企业或在中国企业工作。在R&D的外国投资也鼓励中国企业和企业家通过赞助研究项目、实验室、教师和学生奖学金进行创新；提供学术、技术和职业教育及培训课程；在特定的科技领域建立战略联盟。

1999年，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设立的R&D中心不到30个，2004年增加到600个，2013年超过1300个，2015年超过1500个，预计2020年将增长20%。在此期间，跨国企业在华R&D工作的重点也发生了变化。起初，它向当地企业提供低成本支持，然后开发技术以满足当地需求，然后转向基础研究。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的一项研究显示，2015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R&D地区，中国所有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研发支出总额为550亿美元，仅次于1450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研发支出442亿美元(占81%)。

在中国的外国R&D基地的国际地位也在上升。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开始在中国设立区域性或全球性的R&D中心。瑞典发展政策研究所(itps)发起的一项研究估计，2006年有30至40家外资企业在中国建立了全球R&D中心。2008年，ibm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发展中心，将其定位为服务金砖四国和其他快速增长地区的研究平台。截至2015年，ibm中国开发中心一直在为世界市场开发软件产品。2009年，诺华宣布将投资10亿美元将其上海R&D中心升级为全球R&D中心。2010年，微软将北京作为其在美国以外的全球研究中心。

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R&D活动促进了与当地R&D机构的联系和当地企业的联合创新。数百家外资企业与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研究关系。例如，西门子已经联系了中国的200多所大学，帮助它们建立实验中心，并为科技交流设立奖学金。汽车公司也在中国建立了各种研究合作关系。福特汽车公司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与中国教育研究机构合作，并于1994年成立了福特中国R&D基金。截至2008年，福特汽车已经与中国20多个城市的研究和教育机构合作开展了100多个项目。

外资企业在R&D的投资也带动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和发展。中关村科技园是中国领先的科技园，是最典型的例子之一。自1995年以来，ibm、微软、贝尔实验室、富士通、英特尔、摩托罗拉和甲骨文等跨国公司在中关村设立了R&D中心。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存在，尤其是其R&D中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it产业的格局和商机。

帮助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商业标准

外国企业在帮助改善mainland China的商业惯例和标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蓬勃发展的会计行业和管理咨询行业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20世纪80年代，几家世界领先的会计和审计公司在中国设立了代表处；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政府批准这些公司与国有实体建立合资企业。大型外资企业和国际专业机构为中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做出了贡献，包括概念框架、会计和审计实施规则以及财务报表的关键要素。例如，1993年，德勤担任中国财政部顾问，提供会计准则制定方面的咨询服务。大型会计公司的合作伙伴长期以来在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等专业机构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推动了我国会计职业和行业准则的制定。这些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敦促中国企业采用国际公认的公司治理形式并进行专业审计。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几乎没有管理咨询服务业。最初的咨询项目大多集中在工程、建筑和科技领域，这些项目是由政府指定的。20世纪80年代，外国管理咨询公司开始非正式地进入mainland China；20世纪90年代初，这些公司开始设立分支机构。国外咨询公司将管理咨询的概念和业务引入中国，为中国企业带来了一种模仿的商业模式，创造了一个客户群。中国管理咨询服务业的初始客户是外国跨国公司及其合资企业；20世纪90年代末，来自外国公司的竞争加剧，出现了大量国内私营企业。国有企业意识到提高效率的必要性。随着中国客户对咨询服务需求的增加，国外咨询公司的主要客户群已经转向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很快掌握了国际上最好的经营战略和管理方法，并引进了许多先进的管理工具和流程，如iso认证、六西格玛和现代人力资源实践。中国许多领先管理咨询公司的创始合伙人都曾在世界级的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工作过，他们的业务技能都是在此期间获得的。管理咨询业的蓬勃发展为中国管理现代化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的来说，就提高中国的商业惯例和标准而言，在实践中，先进的跨国企业带来了管理制度、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培训制度、质量控制制度和其他做法，这些做法在许多方面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包括帮助中国企业提高生产力、为其他国家的发展培养人才，以及将上述先进做法带到中国企业，以便中国企业能够学习和模仿。甚至一些中国企业在消化了这些知识后，凭借自身实力发展成为行业领导者。

促进金融体系的完善

外国跨国公司的活动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金融业，中国的整体经济从中受益匪浅。外国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规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提供了专业知识，改善了中国的投资环境，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被资本化，成为世界第七和第九大交易所。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长期与中国证监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和中国M&A协会合作。由于有了主要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批准章”，中国企业可以进入国际资本市场，促进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

中国银行业从外资企业中受益匪浅。改革开放之初，外资银行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但外资银行的竞争仍促使中国本土银行进行金融创新。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银行能够持有国内银行高达25%的股份，外资金融机构以少量投资向银行业注入大量资本，外资银行分支机构进入快速增长期。外资银行将他们的专业管理知识传授给他们在中国的新合作伙伴。花旗银行将矩阵式管理结构引入上海发展银行，帮助其建立产品和服务创新的激励机制。高盛集团敦促中国工商银行采取措施加强风险管理，并将其业务扩展至衍生品、货币市场基金和离岸资本管理。

风险投资公司最早负责中国配套政策的实施。到20世纪90年代初，包括idg Capital在内的一些外国风险投资公司以与中国国有企业合资的形式进入中国。20世纪90年代末，许多公司作为独立公司进入中国。截至2001年，已有数十家外国风险投资公司活跃在中国，包括idg Capital、日本软银、高盛集团、瓦尔登国际、汉德等。从1991年到1997年，中国企业获得的风险资本有97%来自外国风险投资公司。他们的投资重点已经从低技术的国有企业转移到新兴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外国风险投资帮助中国民营企业解决了融资问题。

2014年，中国风险资本市场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市场。中国风险投资业为找不到资金来源的中国初创企业(尤其是科技型初创企业)提供了大量资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科技的发展。许多在美国大型风险投资公司工作过的中国人也在国内投资者的支持下建立了自己的基金。

促进机构改革

中国对外开放后，中央和地方政府经常与大型跨国公司沟通，获取经济和商业建议。1983年，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题为《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讲话后，向跨国公司征求意见成了惯例。中国的主要省市，如上海和广东省，已经建立了由外国高管组成的高级咨询团队。外国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外国专家参加了许多行业咨询和行业标准小组，并在许多论坛会议上提出建议。例如，2013年11月举行了第25届上海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来自菲亚特、贝卡尔特、卢克西奇集团和贝恩公司等跨国公司的高管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的目的是征求国际企业对提高上海软实力竞争力和进一步加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2013年，来自《财富》500强公司和其他领先外国公司的18名高管应邀分享了关于改善商业环境和支持促进国际合作的建议，重点是工业技术。

中国外资管理法律制度的演变是在中国政府与外国投资者的博弈中进行的。中国政府需要权衡引进外资带来的潜在利益和风险，而外资需要权衡投资带来的经济利益和不确定的法律监管风险。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领导人限制了外商投资的地域范围和行业，通过合作经营减少了外国企业的参与，导致中国无法吸引发达国家的大规模资本和高科技投资。为了吸引外资，有必要进行改革，使中国不仅能够获得高水平的投资，而且面临较小的风险，于是允许外国投资者设立独资企业的法律颁布了。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它与其他国家的政府谈判，事实上，它面对的是这些国家政府背后的企业。为了适应入世的要求，中国基本上需要修改所有的商法。中国领导人基于自己的工业发展目标(更多的贸易机会)和外资企业表达的需求，推进了经济发展和国力所必需的改革议程。此外，在用工制度方面，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后采用了劳资关系管理机制，最终被视为模板并在全国推广，改变了中国国有企业终身雇佣制造成的人员臃肿现象，发展了中国的生产力。

跨国公司和企业为中国政府实施经济政策提供了经验和建议，它们在中国的商业实践推动了中国法律、法规和其他相关经济制度的改革。外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不可或缺的力量。

推进管理现代化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引进西式商业教育，与欧盟委员会签署协议，在北京建立中欧管理学院，并开设西式mba课程，1994年重组为中欧国际商学院。截至2015年，该学院75%的教师是外籍教师，培训了17，000多名毕业生和100，000多名管理人员。后来，有数百个类似的机构，其中大多数涉及外国机构。

截至2015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已与11所外国大学合作，上海复旦大学商学院已与12所外国大学合作。在大多数合作项目中，外国合作伙伴提供的课程和教师最多。外国企业也是在中国创办企业大学的先驱。爱立信、西门子、宝洁、通用电气等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了企业大学，为学生提供西式管理培训和教育。一些外国企业也提供专门的商业培训。例如，波音公司免费为近50，000名中国航空公司空专业人员提供了强化专业培训。培训涵盖驾驶技能、维修工程、金融和工业工程等领域。外国企业和实体对中国的管理培训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与外国企业竞争或学习外国企业的商业惯例的过程中，许多中国企业开始通过与外部供应商合作或通过自己的活动投资管理发展和培训。

外国企业和实体在中国引进现代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外资企业给中国带来了现代管理培训和教育，为中国培养现代管理人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业务部门总部和其他高层次的企业职能部门，中国将融入地区和全球管理，为中国带来顶级企业决策者和高素质人才，以及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和技能。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总部主要负责亚太事务。据统计，截至2014年，上海共有484家外国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福特汽车公司和阿斯利康在上海设立了地区总部，巩固了中国作为地区和全球管理中心的地位。因此，中国员工更容易接触国际网络，学习跨国公司的管理经验。一些外国企业在中国设立了全球业务部门或运营总部，从而为中国带来了世界级的技术和能力。2006年，abb在上海设立了机器人业务全球总部，旨在帮助在中国运营的外国和本地企业提高自动化水平和竞争力。2011年，通用电气将其医疗保健全球x光业务的全球总部从美国迁至北京，这也将世界领先企业的管理和协调技能带到了中国。

承担社会责任，促进可持续发展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跨国公司通过采用先进技术和实施可持续的企业政策为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通用中国大力“构建绿色供应链”，创建“更绿色、更安全、更健康的社区”，赞助“回归栖息地”自然保护区环保公益项目，支持华东湿地保护活动。自2003年以来，索尼只从公认的“绿色合作伙伴”供应商那里购买零部件，这被视为一项全球政策。索尼中国实施了一套涵盖整个价值链的项目组合政策，推动索尼与供应商和供货商分享经验和做法，并认真履行其环境责任。

外国公司和机构在改善中国的环境标准和做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西图公司在中国的制药、汽车、交通、政府设施、基础设施、电子和先进技术行业非常活跃。它与跨国客户合作，以确保其项目符合iso标准，并通过直接提供或控股合资企业的方式向中国大型企业传授其专业知识。

外国公司也将可持续设计和建筑标准引入中国，许多跨国公司如诺基亚、通用汽车和可口可乐都在中国实施了leed绿色建筑认证标准。在国外企业的推动下，leed绿色建筑认证标准在中国迅速推广。

外资企业除了为促进中国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外，也给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英特尔中国和佳能中国是企业社会责任早期实践的领导者。前者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3.0标准，后者发布了中国第一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正是由于国外企业的初步引进，出版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成为中国优秀企业的实践。现在中国已经开始通过国家立法实施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和义务。可口可乐、lg、宝洁、波音公司等。曾参与在中国建立学校和支持教育，为农村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提供奖学金，雀巢为老年人提供免费健康计划，三星、松下等。向中国灾区捐款，毕马威为大学生培养企业家精神，宝马和公众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富士康成立工人委员会保护工人权益等。、以及跨国公司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各种活动。

外资企业制定了环境保护标准，积极采用先进技术促进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将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监督委员会和报告等新事物引入中国，积极履行其在扶贫救灾、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活动、企业诚信活动、工人权利保护等方面的社会责任。，为促进我国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做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