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必须放弃土地配额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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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张军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持续了近40年，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驱动力没有被充分利用，那就是城市化。如今，作为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引擎，超级城市(尤其是人口超过1000万的大城市)终于获得了应有的重视。

过去10年，中国一直致力于从廉价劳动力驱动的制造业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以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为前提的创新驱动型高附加值经济增长模式，城市化将是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推动力。城市化对于实现规模经济尤为重要。

目前，尽管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但只有一半的中国人生活在城市地区，不到10%的中国人生活在超级城市。中国的城市化率甚至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在中国，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的发展长期以来受到行政部门和发展规划部门的严格限制。事实上，为了实现快速工业化，中国的超大城市在积累生产资本、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甚至鼓励创业方面通常不如中小城市。当然，这与中小城市不受上述限制有关。

20世纪90年代，昆山逐渐发展成为中国领先的电子制造中心。此外，广东省的一些小城市，如东莞、惠州、顺德和中山，已经成功融入全球供应链系统，并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尽管小城市的成功值得关注，但拥有1000万人口的超级城市是中国未来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到目前为止，中国有四个一线城市，即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2000万的数字不足为奇。

有人认为以上四个超级城市已经达到了人口容量和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的极限，但这种观点是没有根据的。此外，中国还有许多充满经济活力的二线城市，如成都、天津、杭州、武汉、苏州等。如果他们得到合适的发展机会，他们很可能成为一线城市名单中的新成员。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城市的潜力，政策制定者应该适应新的形势，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特别是在控制城市土地发展速度方面。中国必须放弃土地配额制度，这不仅限制了未来发展的土地供应，还存在土地过度分配给工业的问题。

但是事情正在改变。在中国，城市的行政区划呈现出城乡二元结构，一般称为农村，农业生产是农村的主要因素。以上海为例，上海行政总面积为6340平方公里，其中农村地区为2448平方公里。

此外，当地政府仍在推动县和区的撤出，这将有助于农村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县和区的撤出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这一过程将有利于住房建设，工业甚至商业的发展也将从中受益。

为了推动城市引领经济增长的新模式，中国还致力于大都市圈的建设。这一战略将有助于一线城市带动周边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从经济角度看，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是中国的两大工业中心，有三个一线城市，即上海、广州和深圳。它们无疑是中国最重要的核心城市，其巨大的经济规模和高水平的产业合作将极大地提升这三个城市的劳动生产率。

粤港澳大湾区在实施大都市区发展战略方面创造了新的机遇。从2010年到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从5.42万亿元(约8200亿美元)增长到9.35万亿元(约1.42万亿美元)，粤港澳都市圈的经济规模已经位于东京都市圈和纽约都市圈，位居世界前三。此外，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也在快速增长，但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东京的一半，这意味着该地区的增长潜力仍然巨大。

此外，国家还考虑建设以杭州湾为中心的第二个大湾区。然而，杭州湾的大湾区与长江三角洲的一些部分重叠，将已经繁荣的长江三角洲融入杭州湾的大湾区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杭州湾的大湾区覆盖了沿海大都市上海，以及浙江和江苏省的十多个城市。海湾地区不仅包括世界级港口宁波舟山港(就货物吞吐量而言，宁波舟山港已经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还包括中国现有的11个自由贸易区中的两个。杭州湾的大湾区在规模上可以与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相媲美。

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经济的转型在全世界是无与伦比的。然而，要成为一个富裕的国家，中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随着中国经济由知识和技术推动的逐步转型，中国经济将再次发挥其实力。在这一轮经济发展浪潮中，恐怕没有比充分发挥超级大都市的潜力更能代表中国经济发展新特点的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