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银国际报告解读美国税改：短期提振经济增长 长期喜忧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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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税收改革计划。据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和王撰写的报告称，美国税制改革将在短期内提振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将是喜忧参半。

世界需要供应方的结构改革，但对于不同的经济体来说，改革的重点是不同的。最近，美国税收改革计划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税制改革的核心是大幅度降低公司税，适度调整个人所得税。据工银国际报道:首先，从投入产出表分析，制造业有望成为税制改革的主要受益行业，降低公司税和海外利得税将有助于解决美国产业空集中化问题，促进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再平衡，挖掘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但长期效果取决于就业和教育等配套政策的支持。其次，减税对家庭的影响在短期内受到“涓滴效应”的影响，而在长期则取决于特朗普政府在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之间权衡的结果。高收入阶层总是受益，而低收入阶层的长期利益难以保证。第三，特朗普的税制改革走出了一条中间道路，在内容丰富性方面可以与里根的“供给方概念”相提并论，但匹配的宏观条件更接近乔治·布什采取“需求方思维”时所面临的经济场景。展望未来，增长中心、劳动力市场、财政收入、债务约束和货币政策都会对税制改革的政策路径产生影响，并决定“拉弗曲线”的相对位置。如何横向和纵向分担财政成本将是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一个潜在挑战。

根据该报告的综合评估，美国的税制改革将在短期内提振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将是喜忧参半。拉弗曲线的税收红利有望在实际经济复苏下释放。然而，税制改革本身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方面的可持续性有限，有限的财政空也将限制科研和民生支出的增长。

美国政府债务持续上升(单位:10亿美元)

报告指出，美国税制改革计划已获参议院通过，税制改革的核心是大幅度、永久性地降低公司税，适度调整个人所得税。随着税收改革计划上周末在参议院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特朗普终于迎来了上任后的第一个重要政策里程碑，共和党占据了国会两院的优势。税收改革法案的重点是大幅降低公司税和适度调整个人所得税:公司税和海外利润税大幅下降，大企业税从目前的35%降至20%，小企业税也相应降低。海外企业的利润将被保留。一次性税收；预计个人所得税将被简化和适度降低，免税额或起征点将被提高，扣除额将增加一倍。结合不同口径的测算，此次税制改革将在十年内减少净税收约1.5-2.0万亿美元，相当于同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8%左右。税收改革计划的通过也将有助于特朗普赢得公众舆论和选民，并为中期选举奠定基础。

降低企业所得税有助于解决产业空集中的问题

报告还认为，企业减税将提高产业竞争力，整体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仍需政策支持。除了科学技术、能源和房地产等行业(实际有效税率低于20%)受到税率下调的限制外，公司税的大幅下调将直接增加美国各企业的利润，从而进一步刺激投资，最终提高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和竞争力。通过比较美国2016年和2001年的投入产出表，和王合理地推导出了受益于税制改革的行业分布。制造业有望成为税制改革的主要受益者。从产业分工的角度来看，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美国大多数产业的可贸易性都有明显的提高。除了运输和仓储之外，基础原材料和制造业的可贸易性仍然远远高于服务业。减税与海外收入回报的税收优惠相结合，有望吸引美国制造企业回到中国经营，这将有助于解决美国工业空集中化的问题。然而，从内生发展势头来看，服务业仍是美国内需的主导产业。本世纪初以来，随着制造业萎缩的趋势，服务业的比重不断上升，与具有替代关系的发达经济体相比，税制改革也将提升美国服务业的相对竞争力。

从整体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减税的效果在理论上有不小的争议。从美国以往的税制改革来看，其长期效果也受到宏观变量和其他政策措施的影响。断言经济增长率仅由税率的下降来推动是过于草率的。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初和本世纪初开始的两次减税之后(在里根和乔治·w·布什的领导下)，平均经济增长率甚至比前十年有所下降。从特朗普提高实体经济相对地位的初衷来看，税制改革需要与就业和教育等其他结构性改革措施有机结合。例如，从就业分布来看，美国低端服务业的就业率相对稳定，而高端服务业的就业率持续上升，而制造业的就业率持续下降。要真正将税率红利转化为税基的大幅增长，仍需要配套政策来巩固人力资本，鼓励创新和创业。

“涓滴效应”和“马太效应”的相对大小决定了税制改革的成败

报告还指出，家庭减税预计将通过“涓滴效应”推动经济增长，但偏向中高收入群体的税收改革将加剧分配不平等。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美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分配效应的研究，得出两个重要结论:第一，任何形式的个人所得税减免都可能使美国的低收入群体受益，即使减税只是针对富人或者低收入群体没有直接得到减税，也就是说，所谓的“涓滴效应”是有基础的。就美国社会的现实而言，随着收入的增加，初级产品和制造产品的消费支出比例迅速下降，收入最高的前20个家庭的平均服务消费支出约为75%。由于较富裕群体在服务上的支出更多，当减税针对高收入群体时，这些群体将把部分税收红利用于通常由低收入群体提供的服务，从而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其次，减税偏向是政府在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之间权衡的结果。美国对高收入群体的减税将通过增加投资和劳动力供给带来更大的经济增长，但它也将加剧收入两极分化和不平等，而且二者之间存在权衡。

目前，特朗普的税制改革计划更偏向富人，这将导致高收入阶层总是受益，而低收入阶层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从长远来看将相对减少。特朗普的税制改革计划，尤其是取消遗产税和“替代性最低税”，只涉及高收入群体，其对经济的影响将取决于短期内的“涓滴效应”，而从长期来看，它将主要受到阶级分化速度不断加快的影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以税收改革换取短期经济增长和选民支持可以为特朗普赢得寻求连任的机会，但如何避免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侵蚀长期经济增长基础的马太效应将是税收改革成败的关键。

中庸之道:短期刺激提振经济，长期影响喜忧参半

综合考虑政策力度、宏观环境等因素，特朗普的税制改革效果可能介于“里根模式”和“布什模式”之间。从历史上看，减税是共和党执政的传统理念，而大规模减税往往发生在共和党总统任期内。在过去的50年里，主要的例子是里根和小布什的减税政策，具体措施的酝酿集中在执政初期。经济学家认为，特朗普的税制改革介于里根模式和布什模式之间，在内容丰富程度上可以与里根的“供给方概念”相提并论，但与之相匹配的宏观条件更接近布什采取“需求方思维”时所面临的经济场景。从经济逻辑来看，特朗普的税制改革希望通过强有力的企业减税来促进制造业的回归，进而推高长期经济增长潜力，这是供给方经济学理论的政策实践。然而，从宏观环境来看，随着美国经济的真正复苏，特朗普对中高收入群体采取了适度的减税措施，这实际上带有“涓滴效应”的色彩，试图通过消费升级进一步促进短期经济增长。

展望税制改革的效果，增长中心、劳动力市场、财政收入、债务约束和货币政策都会对其政策路径产生影响:

首先，从经济基本面来看，美国目前的gdp增长率、核心通胀水平、失业率和产能利用率与乔治·w·布什的税制改革时期相对接近，财政扩张的短期效应与20世纪80年代初不一样，尤其是里根时代通货膨胀导致的阶层蠕动带来的减税需求。然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指标如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仍有改善，与里根时期相似。

第二，从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当前联邦财政收入接近过去50年的中值水平，低于本世纪初20%的高水平。从里根1986年实施第二次税制改革的经验来看，在经济稳定复苏的前提下，此次税制改革带来的“拉弗曲线”红利可能会出现。

第三，从债务水平来看，美国目前的联邦债务总额已经超过了gdp的100%，远远高于里根时代的32%的水平，也被认为是历次税制改革留下的决定性结果。一旦特朗普的税制改革未能看到税基迅速扩大的短期效应，在债务负担的压力下，财政面临削减支出的风险。依赖财政补贴的领域，如新能源、研究支出和民生，将首当其冲。第四，随着低利率的长期实施和金融危机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逐步退出，美国当前的货币政策正随着实体经济的复苏而收紧。由于财政刺激，通胀风险将上升，货币政策的收缩过程可能会加快。这将导致融资利率上升，抵消减税带来的企业利润和家庭收入的增加。

总体而言，和王认为，美国税制改革的短期刺激将通过企业回报和“点滴效应”提振增长；长期影响喜忧参半，拉弗曲线上半部分的税收红利预计将在实际经济复苏时释放。然而，税制改革本身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方面的可持续性有限，相关的收入两极分化和债务约束也对长期经济前景构成挑战。(中信经纬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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