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研部门的成果转化率真的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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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前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测算既不能夸大差距，也不能盲目乐观。我们应借鉴国际惯例，重视采用价值导向和国际可比的评价指标，及时跟踪知识和技术转移的新趋势，合理客观地进行评价。

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研究观点

熊红如

作为知识生产的核心主体，公共科研部门的成果转化效率是反映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近年来，我国对科技成果转化率指标的讨论很多，但仍存在许多认知偏差。要准确衡量科研部门的转换率，就必须明确标准，选择正确的指标。从国内外实践来看，主要有基于数量和价值的两种评价方法，但评价结果却大相径庭。在国际上，往往使用以价值为导向的可比指标，侧重于评估科技成果的商业化潜力以及转化和应用的实际经济或社会效益。通过使用国际公认的价值导向指标进行计算和国际比较，我们发现我国科研部门的成果转化率并不低。

科技成果转化的客观评价应以价值导向的计量为基础，有利于国际比较

一般来说，以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代表的公共科研部门受自身定位的影响，在成果转化方式上有其特殊性。与企业不同，高校和科研机构受自身定位的影响，难以通过大规模自主投资实现转型，更多的时候采用技术许可、专利转让、固定价格投资、衍生企业、外部技术服务或咨询等方式。因此，要评价一个国家科研部门的成果转化率，应该关注以技术许可和专利转让为代表的成果转化水平。

近年来，在国家不断推进科研人员向科技成果转化的背景下，社会各界高度重视我国科研部门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除了一些明显缺乏计算依据或引用不当的数据外，笔者梳理了目前国内几个有代表性的评价结果。早在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法》实施情况的最后一次报告，根据当时全国科技成果登记制度中近3万项成果的转化情况进行了初步统计，指出当时中国只有20%左右的成果转化和批量生产，只能形成5%左右的产业规模。近年来，科技部、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等机构根据不同的调查样本，以不同的方式开展了相关评估。例如，2014年，科技部对当时收集的9302项国家重大科技计划成果进行了统计计算，发现47.3%的项目成果已初步发现转化应用。另一个例子是，2016年，根据截至2014年底905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所有有效专利数据，国家知识产权局计算出大学的专利许可率为2.1%，转移率为1.5%，科研机构为5.9%和3.5%。此外，清华大学陈进教授的团队在2015年对全国682所高校进行了专项问卷调查，计算出近五年高校科技成果平均转化率估计为17.6%。

此外，国内一些媒体或专家在引用国外成果转化数据时也有不同的看法，很多都是误导和错误引用的。例如，有文章指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约为25%，远低于发达国家的80%，或者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一般达到40%和50%。事实上，这些说法大多没有根据。

可以看出，我国不同的专家或机构在评价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与国外比较时存在很大的认知偏差。这种判断差异(有些甚至是认知错误)的直接原因不仅与不同的调查样本、评价对象、统计口径等因素对应的不同结果有关，更重要的是，它来自于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内涵界定和计量方法的差异。具体而言，上述大多数相对有代表性的评价结果都是基于数量导向的评价指标，即衡量转化结果的数量与结果总数的比率。这种评价方法简单，易于操作，结果直观，但也有许多局限性。例如，变换和应用的不同定义将对计算结果产生很大影响。这不仅限制了单个结果的可信度，还降低了不同结果之间的可比性。特别是在国际比较中，很难找到国外量化指标的类似统计数据。国内文献大多引用国外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没有明确的比较标准，一些已有的表述缺乏准确的依据。更重要的是，用定量的计量方法很难真实地反映科技成果的实际经济价值或转化效益。由于不同的科技成果在应用质量或潜力上有很大的差异，通过衡量成果转化的比例不可能真实反映成果转化的实际经济价值或社会效益。一般来说，科研部门成果转化的实际价值主要体现在科研部门通过技术许可或转让活动获得的经济收入、固定价格投资形成的股权的市场价值、衍生创业的数量或经营效益等方面。但是基于这些数据的测量指标目前在中国很少使用。

相比之下，国际上对科技成果转化率的评价强调价值取向。科技成果转化一般对应于国外的技术转移、知识转移或研究成果商品化。对大多数发达国家来说，公共资助的研究成果的商业化转型，特别是一些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的转型，是衡量知识和技术转让效率的重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英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相继建立了公共研究机构成果转化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形成了许多共识，并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专项调查。许多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跨境比较来衡量其公共资助研究成果的商业化水平。目前，国际通用的评价指标侧重于价值取向，侧重于评价科技成果的商业化潜力和转化应用的经济效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欧洲知识转移测量专家委员会提出的知识转移测量指标体系。其评价指标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评价结果的商业化潜力，包括发明披露、专利申请和许可金额、行业、大学和研究所的研发合作协议等。；第二类是商业应用水平的评价结果，包括许可或转让收入、衍生企业等指标。委员会将第二类指标作为衡量的核心指标。为了更好地进行国际比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进一步将技术许可或转让收入占研发支出的比例(或许可收入强度)作为核心指标，比较主要成员国公共科研部门知识转移效率的差异。其中，研发支出是指调查样本当年的实际研发支出；许可或转让收入是指调查样本形成的主要知识产权的授权许可或转让所获得的全部收入，包括许可费、年费、期权费等。

从价值导向来看，我国科研部门的成果转化率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并不低

首先，从国际视角出发，分析了近年来主要发达国家公共科研部门知识和技术转移的调查与统计。根据经合组织2013年专门发布的报告《公共科学研究的商业化:新趋势和战略》，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盟五大经济体的主要科研部门(即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的技术许可和转让收入在2004年和2011年占研发支出的1%至7%。其中，美国表现最好，在这八年中平均为4.8%(2008年接近7%)，其次是澳大利亚(2.2%)，接着是欧洲(1.7%)，英国(1.4%)和加拿大(1.2%)。可以看出，主要发达国家科研部门的转换率普遍不高，但横向差距依然存在。与研发总支出相比，这些国家的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将成果转化为许可或转让收入的规模非常有限，许可和转让收入的强度大多在1%至7%之间，这与发达国家成果转化率一般在40%至50%之间，有的高达80%的说法大相径庭。当然，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转化率水平差距仍然存在，这与不同国家专利保护制度、创新政策、技术转移机制和转化模式的差异密切相关。

其次，从国内实际出发，测算了我国公立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转化水平。根据教育部公布的高校科技活动数据和科技部公布的科研机构创新能力监测数据，计算了2009-2014年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技术许可和转移收入数据及其占研发支出的比例。结果表明:第一，高校技术转移的实际收入占研发支出的比重相对较高，从4%到6%不等，六年平均为4.5%。二是科研机构技术许可和转让收入在研发支出中所占比重较低，波动较大，6年平均为1.6%。通过总结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成果转化，结果表明，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许可和转移总收入依次占研发支出的2.4%、2.9%、4.6%、1.4%、2.4%和1.1%，六年平均为2.37%。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科研部门以价值取向衡量的成果转化水平并不低，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大，在国际上基本处于中上水平。虽然落后于一些领先国家，但领先于欧洲、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过去，国内舆论普遍认为我国的成果转化率严重偏低，但没有明确的比较标准和准确的依据。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基于这一价值导向指数的国际比较结果。一方面，研究结果反映出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与发达国家在许可收入强度上的横向差距不断缩小，甚至部分超越。这与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立法不断完善、政策宽松程度不断加大、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加快等外部因素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这一结果也与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发支出结构有关。近年来，中国科研机构的实验发展比例接近60%。与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产出相比，实验开发的产出在短期内具有更大的商业化潜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增加许可或转让活动的潜在收入。

启示和建议

衡量科技成果转化水平的关键标准在于经济价值或社会效益能否真正实现。因此，衡量中国目前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既不能夸大差距，也不能盲目乐观。我们应借鉴国际惯例，重视采用价值导向和国际可比的评价指标，及时跟踪知识和技术转移的新趋势，合理客观地进行评价。对于科技部门来说，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全面的效能评估指标体系，为重大决策提供准确的计算依据。同时，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启动科技成果转化的全国和年度专项调查，并纳入国家创新调查体系，为及时跟踪和评估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效果提供基础数据支持。

在正确认识和衡量科研部门转化效率的基础上，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水平和效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要实现更高水平的科技成果转化，科研部门不仅要继续提高科技成果对接市场的转化和应用效率，还要着力提升源头技术供给和创新产出质量。目前，具有大规模商业化潜力的科研成果比例仍然较低，企业对科研成果的市场价值认可度不高。对于政府来说，一是要进一步加大科研投入的力度和范围，优化研发支出结构，促进科研部门提高科技产出质量；二是支持各类专业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和企业孵化器发展，鼓励政府、行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模式创新，为成果转化创造可持续载体。此外，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些制约高水平成果转化的制度性障碍依然存在。改革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评价体系，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有效性和实施效果，加快形成更高层次、更可持续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