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国奇迹”的奥秘与续写奇迹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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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是根据周其仁在最新一期《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论文系统成本和中国经济编写的，然后被收入《产权与中国的变化》一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的快速增长。对此，经济学家们做了系统的回顾。2008年7月，近百岁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教授在芝加哥大学组织了一次学术研讨会，总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当年年底，国家统计局公布，2008年中国经济年增长率为9.6%，低于上年，但仍达到1978年以来30年的平均增长率。次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过一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通过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宣布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就在200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形势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尽管2009年和2010年由于实施了强化刺激政策而保持了高增长，但下行压力最终随之而来。回顾过去，2007年第一季度中国gdp的年增长率高达15%,这应该是处于增长阶段末期的空谷。然而，几年后，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放缓了一半以上。

这里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如何解释中国经济的起伏？单独治疗可以增加解决方案的奇迹并分析原因。然而，如果我们对此不满意，并希望在一个简明的框架内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变化有一个一致的理解，我们仍然需要做出努力。下面的文章从一个核心概念开始，试图扩展基于这个概念的相关分析，即制度成本。

系统成本是多少？

人们熟悉成本，成本是任何经济主体为了获得利益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成本包括货币的、非货币的、时间的、能量的和精神的，它被抽象为寻求任何收入的必要贡献，并构成经济行为最基本的约束条件。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从事经济实践的人、经济学家和管理科学家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生产成本上，即生产某种东西必须支付的各种费用。只有当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交易的现代经济形成时，生产成本以外的成本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1937年，年轻学者科斯首次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他发现通过价格机制分配资源是不自由的。因为有正的交易成本，市场上就有企业和各种经济组织，尽管以前的经济思想对此往往视而不见。这个简单的发现改变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

无独有偶，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张在20世纪30年代从事抗战经济研究时，也提出了纯商业费用的概念。他观察到，当时湖南、江西等地的中国农民很穷，生产粮食的成本极低，但在宁波等沿海城市的粮食市场，内地的大米远不能与泰国大米竞争。经过仔细调查，张发现，从内地农村产地到沿海城市的卖地问题，关键在于高昂的经商成本，如顽固存在的地方分裂主义、检查站的过度要求等种种问题，将原本竞争激烈的内地大米排除在沿海市场之外。他得出结论，如果商业渠道得到有效改善，纯商业支出得到节省，中国的粮食供应将在战时得到改善。考虑到当时张不可能读到科斯的论文，我们可以说，一位中国学者独立地发现了生产成本之外还有其他成本。这再次表明，当学者直接面对现实世界时，他们有机会提出一个新概念来解释可观察到的异常现象。

经过多年的沉默，交易成本终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并得到了进一步的解释。1969年，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罗提出，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实际上是一个经济系统的成本。因此，他开启了科斯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因为斯密那一代的学者最关心的是经济体系的运行，而不是孤立的、零碎的经济活动。另一方面，科斯的一些追随者将交易成本的概念扩展到制度成本。也就是说，除了直接生产之外，要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狭隘的交易成本。

比如在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各省市之间交换计划物资，各地都到中央计划部门投资建设项目。农民冒着被割掉尾巴的风险，在黑市上的自留地上交易产品，一波又一波的运动频繁发起，尽管它们与狭义的交易无关，但除了直接生产以外，所有这些都是巨大的支出。

在现实世界中，机构无处不在。从事生产、消费、储蓄、投资等经济活动的人都受制于特定的产权和契约安排，都形成特定的组织和机构，如家庭、社区、企业、市场、货币制度、立法、税收和政策制定、政府等一系列监管部门。这些交织在一起的组织、制度和体系不仅是由个人的自愿选择自发产生的，也是由传统、流行观念和社会强制力的影响而构建的。因此，为了在交易成本(或纯商业成本)和制度成本的基础上向前推进，我们应该把观察和分析的重点转移到一个系统化的系统上，并特别注意社会所强制的组织和制度如何影响个人的选择，从而影响经济运行。

本文所用的系统成本是指经济运行必须支付的一种成本。制度是由一系列制度组成的，这些制度是在社会强制执行的产权和契约的基础上运行的。系统建立、运行和变更所消耗的资源就是系统成本。制度成本的性质和变化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与狭义的交易成本或纯粹的商业成本相比，制度成本不仅可以扩展到对各种非市场交易行为的分析，还可以加深对市场和非市场行为的一般理解。人们习惯于将市场交易视为由利益诱导的自愿选择和契约组合，因此没有必要涉及强制性质的力量和机制，包括法律强制。制度成本是不同的。

作为现实世界中约束人们行为的集合，社会强制包括流行观念、政府权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政策和制度的禁止或允许，这从一开始就是经济制度不可或缺的要素。系统成本的观察和分析涉及国家行为，不能脱离国家理论。与制度成本相比，制度成本强调的是系统的制度安排，而不是单一的、个体的制度安排，尤其注重约束自发自愿行为的社会强制本身的约束条件。

在过去，狭义的交易成本和单一的制度成本可以被视为制度成本的局部或特殊情况。我们的认知从局部和特殊的情况开始，并走向更一般的抽象。

中国奇迹的奥秘在于大大降低了系统成本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是自然现象。更不用说，中国在1980年制定1981-1985年计划(即第六个五年计划)时，设定的年均增长目标仅为4%，并力争达到5%。为什么处于快速增长起点的中国设定了一个事后低估其潜力的增长目标？

当时，中国经济面临难以突破的瓶颈。最大的问题是，当时全国有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很穷，不能支持工业和城市发展。那么，为什么农业发展缓慢，农民贫困？答案是存在严重的制度障碍:无论政府多么渴望发展农业生产，数亿农民多么渴望改善他们的生活，当时的系统性经济体系都适得其反，无法打开鼓励农业生产的阀门。

是的，这不是一个单一的制度或政策，而是一个系统的、相互交织的概念、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它们共同导致了这些困难。

首先是人民公社的生产制度。虽然集体劳动、集体劳动和集体分配享有规模经济的好处，但很难准确地衡量个人成员的贡献和贡献，从而很难调动生产劳动的积极性。此外，由于错误的命令和武断的命令，集体生产方式经常遭受严重损失。

其次，一旦农村土地集体公有制确立，似乎就不再有必要或不允许在农民家庭之间划定土地产权的必要界限。

第三，农产品(000061，诊断库存)统一购销。政府全面控制农产品流通，政府一手定价定量采购，一手定价城市定量配给，基本排除了市场功能。

最后，为了维持农产品生产，国家禁止农民外流，并阻止他们自由转移到收入较高的非农业部门。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丰富的生产要素，也无济于事。劳动力不能自动转化为生产力，庞大的人口不仅不能带来红利，反而成为负担，这最终导致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根据传统分析，生产者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产出产品的价格下降，这反过来又刺激需求的增加并推动供应。然而，这种分析忽略了一点:过高的系统成本阻碍了要素的有效组合，从而限制了产出的增加。因此，在农业生产要素极其丰富的情况下，农产品长期供不应求。因此，农业生产成本低的另一面是农民贫困和农产品短缺长期并存，这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不可逾越的瓶颈。这表明，有必要对制度成本进行适当的分析，以了解中国长期没有解决的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

中国依靠体制改革来解决上述问题。由于制度障碍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独立的系统，解决它们的方法是采取多种措施。当时，第一个临时政策是休养生息:政府使用极其稀缺的外汇，增加粮食进口以减少购买量，让超负荷的农业、农民和农村地区松一口气。然后政府再次使用财政资源。当时，它不得不依靠赤字维持来提高超卖农产品的购买价格，并增加农民边际增产的动力。更重要的是要解放思想，尊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务实哲学，鼓励地方政府、基层单位和农民冲破原有体制的束缚，大胆改革创新。特别是当安徽、四川等省区自下而上与农户签订生产合同时，中央政府不失时机地运用其政治权威给予自发的底层改革以法律认可。因此，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中国农业在农业生产大幅增长的基础上，逐步全面推进了从生产、流通、分配到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

显而易见，由历史短缺和农民贫困所推动的改革极大地降低了制度成本，只有这样，才能打开阀门，充分释放原本丰富的农业劳动力，使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增加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支撑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回顾历史，我们检验了以下结论:农村改革的奠基仪式突破了1981年至1986年中国经济的最初计划，为中国经济的更高增长创造了条件。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已经明白中国不需要约束8亿农业和农村地区的农民。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了非农产业和生产率更高的城市部门，这为中国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释放这一波经济潜力需要突破更严重的体制障碍，包括国家对工业和城市经济活动的垄断，以及对非公有制经济，包括自营职业者、私营合伙企业和私营企业雇员的法律禁止。鉴于那个时代的背景，这两个障碍比承认农业家庭管理更难以逾越，因为它们触及到更系统的意识形态、法律和习俗。幸运的是，中国已经积累了渐进式改革的经验，也就是说，它允许并鼓励先尝试，从地方改革实验开始，直到新选择的经济和社会效果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然后完成改革的整体合法化。到20世纪90年代，经过几轮思想政治的反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终于建立起来。

更大的挑战接踵而来。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一个市场，可以容纳突然在中国爆发的农民工和商人的生产力？出路在于融入全球化。首先是利用发达经济体的市场。这也是一个实际的选择，因为中国未来突出的制造能力不是内生的。从一开始，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和商业模式就参与了中国制造能力的形成。对于后来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来说，通过全球市场消化其巨大的生产力是合乎逻辑的。总的来说，经济学中由来已久的比较优势定理应该是分析中国经济崛起最合适的分析框架。

问题是，如果要使用比较优势理论，它需要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即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存在大规模贸易。问题是，潜在的比较优势被唤醒和强烈刺激的条件是什么？

不用说，潜在的低生产成本永远不会自动产生比较优势。关键是能否消除阻碍生产活动的制度约束。不幸的是，潜在的超低生产成本往往伴随着极高的系统成本，这阻碍了经济运行，以至于有机会被揭示的竞争潜力永远不会发生。由于人口多，负担重，很难找到工作。如果你问为什么劳动密集型产业在那种情况下不能崛起，答案是原本极低的生产成本被极高的系统成本拖垮了。更具决定性的是，如果落后国家不开放，拒绝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他们怎么能谈论比较优势呢？

中国的基本经验不是别的，正是通过改革开放，制度成本大大降低。这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重要的是要打破国家对工业和其他高收益产业的行政垄断，欢迎外国投资，鼓励发展民营企业，解除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启动汇率改革(特别是主动降低当地货币的严重高估)，不断改革进出口体制，从根本上改善对外贸易服务。所有这些改革都是艰苦的战斗，一场战斗是必不可少的。综上所述，这是为了大大降低以前几乎无限高的系统成本，同时，这也包括降低中国人接受所有先进技术管理知识的学习成本。在这一前提下，中国潜在的生产成本优势开始被激发，中国的出口开始发挥其实力，世界发现中国经济具有惊人的比较优势。因此，真正的中国经验是基于通过改革开放降低制度成本，释放中国在全球市场的比较优势。为了理解和解释中国的经验，有必要拓展比较优势的内涵，将生产成本和系统成本纳入分析框架。

系统成本的经济规律及其再上升

系统成本也是一种成本，它毕竟遵循成本行为的一般规律。在经济理论中，所有的成本曲线都会先降后升。因此，传统的解释是边际收益递减。也就是说，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在合理的要素结构内增加某一要素的投入会带来边际产出的增加，而这时，与产出规模相对应的成本会下降；然而，在一个合理的临界点之后，增加某一要素的投入将导致产出的减少而不是增加，因此成本曲线触底回升。

中国的现实使我们特别关注制度成本。制度成本不是个体生产者、消费者或个体制造商在竞争中为获利而自愿付出的成本，而是即使个体非自愿行为也无法承受的系统成本。这种制度成本具有强制支付的性质，不受一般市场竞争和讨价还价的约束，因此更难得到合理的约束，这种约束可能比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曲线上升得更早、更大。

让我们先看一组中国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1995年到2012年，中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8.5倍，从60793.7亿元增长到518942.1亿元。这显然是战后大国罕见的高速增长。然而，不可避免的是，中国的快速增长也必须付出代价，那就是成本。在这方面，人们普遍关注劳动力成本的过度增长是否削弱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然而，我们发现，在同一时期，中国的工资总增长是8.7倍，几乎等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并不是特别快于总的经济增长。以下变量比这一时期的总经济增长要快得多:第一，税收。同期，国家税收总收入增长了16.7倍，相当于经济增长倍数的197%或工资总增长倍数的192%。二是同期财政收入(包括税收外收入)增长18.8倍，增速高于税收增长。第三，在此期间，国家社会保障缴款增加了28.7倍。第四，土地租赁总额同期增长了64倍。

以上所有项目都是生产附加值必须支付的成本。综上所述，在上述观察期内，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带有强制性成本项目的法定增长率，它不仅大大超过了经济总增长率，而且大大超过了市场规则主导的其他成本项目的增长率。这表明，中国虽然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尚未形成持续抑制制度成本增长的有效机制。这表明渐进式改革还远远没有到位，它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与早期以解放思想、放权让利为基础的改革相比，随着中国开始发挥比较成本优势，在全球市场上实现高速增长，一度大幅降低的系统成本再次上升，并以远超高速经济增长的速度反弹。实际情况非常类似于一只巨大的骆驼。在早期，它的负担减轻了，以促进它的快速运行，但在高速行驶过程中，它不断地承受着越来越重的负担，最终使它变得虚弱。本文认为，中国高速增长轨迹的变化可以用制度成本的下降和重新上升来解释，而制度成本是一个经济体迄今为止凭借其相对成本优势在世界上站稳脚跟的原因。

还有一些机构成本可能很难从统计上反映出来。观察表明，经济活动涉及产权界定、合同纠纷、新产品开发和相关市场准入、政府特许经营范围的变化、行政诉讼和民事案件审理，所有这些都需要在直接生产成本之外支出。尽管这种广义的交易成本或本文所定义的制度成本仍然存在于所有所谓的成熟市场经济中，但对于像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来说，这些非生产成本的形式是相当独特的。本文结合笔者所研究的私人快递案例，简要论述了这种成本的性质。

随着商业活动的频繁，商业单据、样品、电子商务包裹等快递业务在后期的大气候下蓬勃发展。20世纪90年代，小红帽出现在人群中，联邦快递等五家国际物流公司也相继进入中国市场。然而，当快递业务开始时，它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非邮政组织是否有权经营快递业务？邮政部门持否定态度，因为20世纪80年代通过的《邮政法》明确规定，邮政服务属于国家垄断。新的问题是，最初的规定能自动涵盖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新业务吗？原邮电部的立场是，为了保护公民的通信自由，必须坚持邮政专营。因此，争议的焦点转向了新兴的快递商业包裹，它是否仍属于原始信件范畴。

利益纠纷使得像书一样说话成为必修课。什么是信？1990年《邮政法实施细则》指出，信件包括信件和明信片，信件是指以信封形式传递的密封信息载体。根据这种解释，二十四史，资本论或大英百科全书，都是用信封传送和密封的，都可以归类为信件吗？此外，还有哪些具有信件性质的文章？我部发布的细则声明是指以符号、图像、声音等方式传递信息的载体。考虑到中国人对常用词汇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本细则还明确宣布邮政特许经营的具体内容由邮电部规定。

就连9·11恐怖分子袭击美国的后遗症也给中国邮政专营权的延长增加了一个插曲。2001年11月15日，为防止美国报告的炭疽病毒事件传入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加强对邮件、印刷品等投递业务的管理，防止炭疽杆菌的传播。据此，提交人当时评论说，这些不合理的行政管制只是保护了邮政部门过时的特许特权，与抗炭疽病毒无关。

在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中，上述案例对我们来说似乎太小了。然而，我们可以通过深入的案例来清楚地理解中国经济所遭遇的制度性摩擦的经济本质。很明显，除了直接生产成本或直接服务成本，经济运行还必须支付其他成本。这些额外的成本可能大到使许多商业活动无法进行。

不要以为这个案子发生在新世纪之初。随着时间的推移，阻碍创新、抑制投资和干扰就业增长的制度成本将自动降低。观察表明，中国经济在新世纪初摆脱最后一轮通货紧缩并再次加强后，宏观调控压倒了打破行政垄断的改革和部署，不当控制相互重叠，行政审批加剧。2012年，新政府再次高举权力下放以获取利润的权力，以对冲经济下行压力。新一届政府宣布将清理和废止数百件行政审批文件，其中大部分不是计划时代的遗留物，而是新世纪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中行政部门左右逢源的项目。

此外，转型腐败是转型过程中的系统性内生制度腐败。虽然个人腐败能够对系统的运行产生一定的润滑作用，并且客观上是富有成效的，但是随着腐败的蔓延和系统化，它像癌细胞一样迅速吞噬健康的经济细胞，因此它是实现持续增长的致命敌人。铺张浪费的逻辑结果类似于腐败，不断增加的巨额支出最终将揭示抑制经济增长的真实面目。

结论:系统成本至关重要

本文定义的系统成本是一个系统给经济运行带来的成本。它不仅包括原始的和启发性的交易成本或纯粹的商业成本，还包括在市场和非市场环境中通过一系列制度强加给各方的成本，包括税费、控制、审批、法律和政策的限制和禁止，以及围绕改变这些变量的想法、公众舆论、公共政策辩论甚至政治竞争的相关成本。强制成本能够普遍发生的原因是，任何经济活动都离不开国家及其机构或代理人的参与。当产权受到资格的保护(这本身是一种国家行为的结果)并且资源的利用是基于自愿选择的时候，各种合同确实需要执行，而事实上，它与中间提供服务的法律强制力是分不开的。在指令性经济即国家直接配置资源的场合，强制力来自于政府与企业一体化的行政与经济复合体，制度成本直接构成了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无论如何，国家强制力参与经济运行，经济增长支付制度成本。一个零系统成本的世界只是想象中的乌托邦。

从计划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制度变迁，即一系列制度变迁，从而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由于制度变量在转型经济中占据更加突出的中心地位，超越直接生产成本和狭义交易成本的制度成本相对容易被纳入转型经济研究者的视野。要理解和解释转型经济中的各种现象，如变革的力量、阻力和摩擦、潜在生产力的突然释放以及长期经济趋势的起伏，都离不开制度成本的分析。

中国经济提供了一个罕见的例子。改革前令人尴尬的贫困也意味着极低的直接生产成本，这表明中国经济存在巨大的潜在比较成本优势。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大大降低高昂的系统成本，所以我们必须打破原有系统的硬壳。改革开放实现了上述使命。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变迁理念、法律、系统的政策设计和组织安排，中国潜在的比较优势在全球市场上得以爆发，从而改变了经济系统运行的轨迹和绩效，创造了中国快速增长的奇迹。因此，理解中国经验的基本线索无非是一系列大大降低了经济体系运行成本的制度变迁。

然而，中国改变世界经济结构的伟大成就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冰冷的经济规律。毕竟，成本曲线先降后升，系统成本在高速增长中上升得更快。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曾经急剧下降的制度成本再次上升，表现为税费和各种法定负担的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行政审批重叠，寻租行为增多，缺乏必要的市场监管和不当的行政控制并存，这些都只能纳入制度成本下的因素。 导致了一个负面的结果:单位产出不得不承担不断增加的成本负担，从而削弱了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比较竞争优势，并且一直在下降。这种情况非常明显。 全面深化改革，遏制和扭转制度成本的急剧上升，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不可或缺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