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1调查”是对华经济战？不 其实是美国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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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网专栏作家刘店，中国人民大学崇阳金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最近，白宫一直在发生变化，特朗普制造了几个大新闻。8月14日，他大笔一挥，签署了行政备忘录，目的是启动第301条款调查中美贸易。白宫首席战略家斯蒂芬·班农(Stephen Bannon)两天前在接受《美国展望》采访时表示，“与中国的经济战就是一切。”我们必须疯狂地集中在这一点上。”结果，我们在8月19日失业了。

在班尼离开白宫的同一天，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声称，他将根据第301条正式启动针对中国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领域的贸易调查。在100天行动计划之后，特朗普的一系列行动迅速冷却了早春的天气，给中美经济合作的未来增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特朗普重新审视贸易战的意图是什么

从历史上看，美国对中国发动了五次“301调查”，调查的结果几乎总是通过与美国的协商和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或妥协。这一次，特朗普再次挥舞“301”大棒。他的目的是什么？

首先，从中美关系的大局来看，所谓“贸易战”只是中美之间的一个战术问题。对特朗普来说，重新审视“301条款”有三个直接因素:履行“美国优先”的承诺，并对贸易顺差大惊小怪以安抚选民；然后转移国内矛盾的焦点，寻求在经贸问题上取得成就；最后，作者以“301条款”为出发点，提出了疯狂的要求，寻求中国的妥协和让步，为支持国内政治斗争赢得了政治资本。

特朗普的行为不是他的个人特征，而是美国政府一贯的“优良传统”。他的前任奥巴马也与中国就知识产权等问题进行了多次磋商和谈判。

尽管特朗普和奥巴马是政敌，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持有相似的立场。他们坚持所谓的“公平贸易”概念，总是认为长期贸易逆差对美国不公平，中国利用了这一点，应该为此付出代价。

然而，矛盾就在这里。回顾之前的“301调查”，每一次冲突都是通过谈判解决的，美国很少采取实质性的报复措施。经过每一次威胁性的调查，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仍在以光速增长。仅2017年上半年，美国贸易逆差就达到1706.7亿美元，增长6.1%。

这种现象使我们需要思考一件事，即所谓“中美贸易战”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巨额贸易赤字真的会阻碍美国的利益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全球贸易格局的角度切入。

全球经贸格局重组与中美经济新结构

根据国际贸易理论，一个国家长期处于贸易逆差是不可持续的，这将导致货币贬值，进而影响国内经济，最终导致经济崩溃。但是美国没有。为什么？

近几十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形成了更加便捷的能源传输渠道、更加高效的物质交换网络和更加多样化的信息传播方式，构成了人类社会规模之前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创造了巨大的资本流动、物流网络和信息流，改变了国际贸易的基本形式。

最显著的变化是美国对外贸易的模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无法实现外贸顺差，贸易逆差逐年增加。自21世纪初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近80%。2016年，美国的逆差占总逆差的46.85%，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国。

这一过程并没有削弱美国的实力，相反，它导致了美国的首都以空.的速度向全球扩张早期，我们依靠技术优势保持其在价值链和产业链上游的核心地位，然后站在世界经济的顶端，通过出口无价值的债券(美元钞票)交换了大量的资源和服务，实际上是通过强大的金融垄断实现了资源掠夺。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开始从发达经济体向不发达国家转移，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提供了一个窗口机遇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

凭借其独特的人力资源和基础条件，中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上迅速崛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2016年，中国商品贸易顺差超过5700亿美元，占30个顺差国家(经济体)的36.89%。

事实上，在这一现象背后，中国已经形成了其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游的核心地位，并且已经占据了全球供应链的中心。

世界经济周期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中心-边缘”的单一周期，日益转变为以中国为中介，将发达国家的贸易和投资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联系起来的“双循环”体系。

流通位于中国和发达经济体之间，以产业承接和分工、贸易、投资和间接资本流动为载体；另一个循环是中国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循环，以贸易和直接投资为载体。

其中，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内部流通”已成为世界经济中最关键的“流通”，中美贸易在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中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根据商务部的数据，2016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到5196.1亿美元，双边投资总额超过1700亿美元，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3470亿美元。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似乎使中国受益于与美国在产业和贸易结构上的差异，然而，美国对中国商品的进口使美国能够保持较低的国内通货膨胀率，并受益于从美元出口到再返回的过程。

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最新数据，6月份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达到1.1465万亿美元，再次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利用中美贸易获得的资金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许多著名的中国企业参与了美国资本的成长过程，并在美国上市。这种交织在一起的投融资关系使得美国跨国公司和投资者通过投资中国企业获得了大量的利润，从而回馈了他们自己的金融市场。

由此可见，中美贸易对维护美国金融市场稳定、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可以从现有的中美经济“循环”模式中受益。如果美国在双边贸易和投资领域采取强硬政策，或者通过贸易战打破流通，忽视相互依存，追求零和博弈的结果，就等于拿走了现有的经济基石，这无疑会对美国自身经济产生“反击”效应。

谁代表美国的利益？

在回答前一个问题的同时，上述内容也提出了新的问题。既然美国从今天的全球贸易模式中受益匪浅，为什么它每隔几年就要在贸易中对中国采取一些小举措呢？他的动机是什么？

在每一次针对中国的贸易调查中，美国都有“鹰”和“鸽”的不同声音。我们需要先找出这两种声音代表的是什么群体。

在美国文化的划分中，一直存在着所谓的“新美国”和“旧美国”的区别。如果我们区分经济生活和工业，我们也可以看到两种叙事逻辑的碰撞。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随着战后技术革命和全球产业分工的变化，新兴产业聚集资本，大量技术精英移民美国。这些“新美国人”抓住了时代的窗口，积累了巨大的财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

与此同时，跨国公司不断寻求更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成本，并将制造实体转移到海外，而美国则越来越关注金融等高端服务业。

空传统产业的生存受到挤压，这些传统产业的“老美国人”在过去的现代中成长，面临着巨大的变化。大多数人很难实现自己的身份转变，投资新兴产业。对他们来说，他们无法从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受益。相反，产业转移的趋势破坏了他们原本的美好生活，大量原本的中产阶级已经跌到了谷底。

这样，“输家”就构成了“鹰派”的基本声音，“赢家”则显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两面”。就利益而言，“赢家”基本上是站在“鸽派”的立场上，但“赢家”必须表现出为“输家”击鼓呐喊的态度，告诉这些“输家”你悲惨生活的根源是有人偷了你的饭碗，然后转过身来，用“输家”的愤怒来指责中国，作为“得寸进尺”的砝码。

过去，在这种背景下，中美之间所谓的“贸易战”是“虎头蛇尾”的。当“赢家”得到他们想要的好处时，“输家”的要求就变得不重要了。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失去话语权的“失败者”的愤怒一直存在并积累，新总统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被发现，特朗普的“美国第一”口号也迎合了“旧美国”的要求。

班尼害怕什么？

在对华贸易的鹰派观点中，班农的观点无疑更加激进。作为前白宫首席战略家，班尼看到了中美两国经济变化的大趋势。因此，在“贸易战”可能导致中国采取反制措施，使美国遭受经济损失，背离“美国第一”原则的情况下，“贸易战”实际上是美国为促进自身要求的实现而采取的一种威胁手段，对“战术”本身及其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实际影响的判断不能脱离其背后的“战略”思维。

对班尼来说，美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对华经济战不仅仅是索取一点利益的问题，也是未来世界主导地位的问题。

美国建国之初，人们的精神是“你来到这里一无所有，从零开始，但只要你努力工作，有才华，你就能实现你的梦想。”在这种精神的背后，它显示了美国作为一个共同体的特征——它是一个“平台国家”，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它在经济、文化和人口领域是完全不设防的，它正在向外扩张和“走出去”

如今，面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领域的强大对手，中国在文化领域陷入了民族撕裂的困境，有必要防范穆斯林难民的涌入。

其中，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切中要害，直接影响到美国未来的兴衰。对于披着“新美国”外衣的资本精英来说，美国只是一个增加利益价值的平台。“新美国”之所以是美国人，是因为它可以在美国获得最大的利益，如果将来形势发生变化，它可以随时离开。对于在斯里兰卡出生和长大的几代“老美国人”,美国的衰落将进一步挤压他们生存的空.

在这种背景下，对华“贸易战”的弦外之音不仅仅是针对中国的贸易问题。面对当代国际经济秩序中客观形成的复杂的中美关系网络，我们需要面对两个对手。一是美国国内的“鸽派”，他们大多是中美贸易中的既得利益者；第二，中国。

然而，面对一个像中国这样在经济上拥有整个产业链，在政治上有能力驯服资本，并有望在未来实现价值链自主的国家，它不可能像过去的半主权国家日本那样轻松愉快，甚至觉得无从下手。

此前，班尼在美国保守政治行动会议上提出了特朗普政府的三个优先事项:国家安全与主权、经济民族主义和行政国家的解构，希望通过这三个轴心实现国家与外部世界的统一。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美国采取了修建边境隔离墙和加强移民执法等措施，这反映了美国作为一个基于平台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对外部压力的敏感性。

作为一个远离欧亚大陆的平台型全球帝国，美国在面临其他国家“介入”的情况下，感受到了作为一个非民族国家在人口和经济上“毫无戒心”所带来的压力，并做出了相应的回应。

“经济民族主义”强调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自主权，主要表现在去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等方面。，发展国民经济而不是在全球市场上开放国家边境经济，并促进资本和就业机会回流美国。

虽然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使世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整合，影响到美国的一些产业，但美国相当数量的老产业的衰退并不完全是由外国的拥挤造成的。

实质上，“经济民族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两大移民群体之间的对立，正是后者对当地经济的冲击，刺激了前者“原住民”的反抗心理，从而演变成对全球环境下自由贸易的反抗。

通过贸易战等手段实现其所谓的“民族主义”要求，从开放经济向国民经济转变，不仅会使美国承担巨大的成本，而且会使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内部的撕裂问题。

“解构行政国家”的一系列内部调整措施反映了班尼的民粹主义立场，但美国内部不同派别立场的差异和内部社会的撕裂，实际上加剧了中美经济问题升级为“经济战争”的难度，而美国社会内部力量整合的难度又使其缺乏发动对外贸易战的必要基础和内部条件。

中美经济战争“内化”为美国内战

班农的思想具有一定的战略深度。他通过行政手段发动了一场贸易战，并建立了包括左翼和右翼在内的外围贸易鹰派联盟。他很清楚，如果特朗普政府按照过去的政治轨道运行，它将失去自己的政治基础。

但是理想是满的，现实是瘦的。对美国的一些人来说，中美之间的“经济战”游戏应该按照以前的默契规则来玩，而班尼过于强硬的立场会影响他们的利益。班农尚未取得巨大成就，但首先成为美国内部斗争的受害者，并离开了白宫。

虽然班尼已经离开白宫，但以班尼为代表的声音并没有消失，而是暂时蛰伏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中，针对中国的“301调查”正式启动。随着弗吉尼亚骚乱引发的国内冲突的进一步升级，中美贸易所带来的问题实际上是美国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的延伸。

可以说，是否有班诺对“301调查”的开展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开始调查的派系之间没有太大的分歧。然而，在“301调查”的过程中，无论是美方接受还是升级为“经济战争”，这一过程都将进一步显示美国国内政治局势的紧张。

另一方面，尽管采取调查或贸易制裁等“经济民族主义”措施可能使美国获得更有利的贸易和投资条件，但在全球化时代，以破坏对外经济关系为代价来促进“美国优先”原则的实现，要求美国承担相应的成本，并不是从根本上解决美国内部问题的好办法。对特朗普来说，扑灭后院的大火是第一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