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台限价惹法律学者质疑：控制最高售价涉嫌价格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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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贵州茅台(600519)因价格垄断受到处罚，因为它限制了经销商的最低销售价格。

2012年底，由于增塑剂的影响和政府对消费的打击，贵州茅台在终端市场的价格从2000多元降到了1000元以下。

为了维持价格体系，贵州茅台向经销商发出了最低限价订单，要求经销商不得擅自降低销售价格。在2012年12月18日召开的经销商大会上，贵州茅台集团董事长袁仁国要求经销商坚持53度飞天茅台的价格不低于1519元/瓶，集团购买价格不低于1400元/瓶。2013年1月，贵州茅台暂停执行三家经销商的低价和跨区域销售办事处的茅台合同计划，扣除20%保证金，并提出黄牌警告等处分措施。

2013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贵州茅台处以2.47亿元罚款，这相当于这家白酒巨头2012年销售额的1%。

一般来说，公众认为垄断是指几个企业签订价格合同，共同控制市场，或者一个优势企业利用垄断优势提高销售价格，攫取超额利润。然而，贵州茅台的做法只是为了防止价格继续下跌，这很难与垄断联系起来。

事实上，《反垄断法》中规定了许多垄断案件。贵州茅台违反了中国《反垄断法》第14条，该条规定:“禁止经营者和交易对手达成以下垄断协议:(1)限定向第三方转售商品的价格；(2)限制向第三方转售货物的最低价格。”

贵州茅台后来停止定价，取消了与违反《反垄断法》有关的文件，撤销了对相关经销商的处理决定，并退还了扣除的保证金。

现在贵州茅台再次决定终端售价。不同的是，贵州茅台上次设定了最低销售价格，但现在由于价格上涨，它设定了最高销售价格。前者是为了防止价格下跌，而后者是为了防止价格上涨。

一些法律学者认为，这仍有价格垄断的嫌疑。

根据《反垄断法》第14条，确定向第三方转售货物的价格是经营者和交易对手之间达成的垄断协议。

同济大学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旭认为，2017年5月茅台集团发布的“限价指令”涉嫌通过指定授权机制、取消终端零售商授权等处罚手段，限制批发商最低转售价格、限制最高零售价格、变相实行固定零售价格。

在他看来，实施这种价格体系的经销商也涉嫌垄断。例如，北京70家茅台销售网点在中秋节期间提供50%的供应量，以确保零售，所有这些都以1299元/瓶的价格出售。这70家门店不仅统一了500毫升53度飞天茅台的零售价格，还商定了各自的销量。

《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禁止最高限价竞争，限制横向竞争限制协议的销售竞争。因此，经销商联合限制特定产品的销售量和销售价格是违反《反垄断法》的。

刘旭认为，NDRC在对一些境外企业进行垄断调查时，经销商是处罚的对象，贵州茅台的经销商也应该涉嫌违法。

上海财经大学反垄断法与竞争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鞠恒认为，如果贵州茅台被垄断，有必要分析当前的经销商协议文本，以及是否存在明确、严格的零售价格约束，如经销商的零售价格是固定的还是设定了最低零售价格。此外，更重要的是分析销售限制是否构成反垄断法意义上的垄断协议，即证明该协议是否具有“排除和限制竞争”的效果或能够促进市场竞争。

一位参与起草《反垄断法》的权威人士说，对终端销售实行最高限价可能是有益的，因此没有列入立法，但也可能限制经销商的竞争，并可能形成横向卡特尔。

他认为，如果最高价格被其他品牌模仿，最高价格就会竞争，但具有这种能力的企业一定是寡头。贵州茅台是不可替代的，在行业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但很难界定它是否是寡头。贵州茅台的这一行为是否垄断不能直接判断，而应该具体分析。《反垄断法》第14条可用于调查，被调查者可利用《反垄断法》第15条进行辩护。

《反垄断法》第15条规定了垄断协议的豁免，包括(1)改进技术和研究开发新产品；(二)为了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统一产品规格和标准或者实行专业化分工；(3)提高中小经营者的经营效率，增强其竞争力。

在这些豁免中，找不到与最高价格控制相关的资金。

北京律师协会竞争与反垄断专业委员会主任魏时珍认为，只要供应商控制终端转售给经销商的价格，并对违规者采取处罚措施，就可以被视为涉嫌价格垄断，除非有证据证明存在豁免。

刘旭认为，自2016年以来，随着贵州茅台一系列保价措施的实施，批发商和未经授权的经销商对该酒类产品涨价的预期加剧，导致囤积居奇，进一步恶化了供不应求的市场。价格波动应该由市场自己来调整。应采取反垄断执法，允许500毫升53度飞天茅台的价格继续上涨，并可瓦解经销商自身或通过上游制造商达成的销售控制，从而缓解该产品在各地的供需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