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公正信用评级有助防范金融风险 对话君维诚信用评估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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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风险可以通过监管合规性监管来抑制，而道德风险本身可能会受到监管力度和成本的限制。而且，道德风险更加隐蔽，因此有必要利用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监管，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

在成熟的金融市场中，独立、客观、公平的信用评级确实起到了防范信用风险、提高市场效率的作用，这一点已经被国际评级机构100多年的发展历程所证实。

最近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要回归源头，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金融业如何在大力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同时，有效防范信用风险？就此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程俊伟信用评估有限公司总经理沈骏..

未来的金融监管理念可能需要调整

记者:第五次中央财政工作会议要求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底线，并首次提出建立金融监管部门问责机制。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沈骏: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现在已经进入了中速增长的新常态。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各种风险和矛盾，包括金融风险，都被繁荣的表象所掩盖。人们更关心如何快速赚钱，而不是风险。当经济增长放缓时，一些风险和矛盾逐渐显现，金融市场债务违约频发和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证实了这一趋势。特别是在实体经济增长质量不理想的环境下，金融业脱离现实，导致各种投机套利盛行，各种风险迅速积累。

第五次中央财政工作会议的召开，对于遏制当前的金融混乱，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纠正金融脱离实际走向空虚的趋势，具有十分现实和积极的作用。会议把金融提到了“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体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体系”的高度，提出了金融业未来发展的三大任务:“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这些任务的实施无疑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相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双向开放，特别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金融业将不可避免地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将使中国金融监管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国内外风险因素。因此，未来的金融监管可能需要从监管理念、监管方法、监管策略甚至监管成本等方面进行考虑，也需要进行调整和完善。

道德风险预防需要动员所有社会力量

记者:金融业是一个有操作风险的行业。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时，金融业的风险敞口也将增加。在这种环境下，你认为防范金融风险的主要措施是什么？

沈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似乎还没有跳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金融业也是如此。究其原因，是整个社会的激励约束机制出了问题。当经济快速发展时，往往会有过度的激励和不足的约束。人们关注利润而忽视风险，风险在一定时间内积累并暴露出来；当经济增长疲软时，存在过度约束和激励不足，导致增长活力不足和创新力萎缩。扭曲的激励约束机制不仅使各行各业呈现出“恶财驱逐良财”的局面，也使贪婪的人敢于跨越道德底线，甚至违法乱纪。

作为一个具有操作风险的金融行业，风险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于其运作过程中，投机基因总是根植于其中。允许适度投机正是释放金融业活力、刺激金融业创新的源泉，这也是资本逐利的自然属性，但过度投机必定是危机的根源。在这方面，金融业的运作应该是审慎的，因为风险暴露会给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整个经济带来重大损失。

从我国的相关政策法规来看，金融监管政策的细化程度仍然比较高，风险防范也非常重要。然而，现行的金融业分业监管体制难以避免弄巧成拙的局面。体现在监管政策、监管思路和监管方式上，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协调。这种不和谐很可能导致监管薄弱地区的风险积累，直到它们爆发，并将在金融体系内迅速蔓延。

中央政府决定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这对未来金融监管的政策协调和监管理念的统一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我认为未来金融监管的重点应该放在对过度投机的监管上。具体来说，就是防范金融体系内的法律风险和道德风险。法律风险可以通过监管合规性监管来抑制，而道德风险本身可能会受到监管力度和成本的限制。而且，道德风险更加隐蔽，因此有必要利用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监管，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

依靠大数据来预防和控制风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记者: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数据风险控制已经成为科技和金融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您认为大数据风险控制在当前和未来防范金融风险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

沈骏:毫无疑问，基于大数据的风险防控是有效的，这已经在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得到证实。现阶段，我国利用大数据进行风险防控存在几个不足:一是由于我国经济体制仍处于改革过程中，各项经济政策仍在不断调整和完善，政策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确实不高，导致数据同质性低，风险控制模型的普遍性低，分析结果的有效性和验证困难；第二，由于中国的法律制度、税收制度和会计准则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即使其中一些借鉴了西方国家的风险控制技术和模式，也会有明显的水土不服；第三，中国和西方国家在传统文化、消费习惯和风险认知上存在差异。这些因素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市场参与者的交易行为，这体现在大数据建模的逻辑和技术上，并且不可避免地会有更多的偏差。因此，我认为依靠大数据来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在中国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需要采取多种措施

记者:中央财经工作会议提出，金融要回归源头，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在这一政策的指引下，你认为金融业在服务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时，如何有效防范信用风险？

沈骏:近年来，实体经济的困境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金融业脱离现实是一个重要原因。从长远来看，仅仅依靠金融业的输血来扭转实体经济的低迷可能只是暂时的成功。如果不从政策和法律层面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企业负担得不到有效减轻，实体经济就难以实现健康发展，这些变化需要通过不断深化体制改革来实现。

现阶段，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和供应方结构改革为实体经济提供了现实的发展机遇。在这个机遇时期，金融业将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内外部风险因素。如何防范信用风险，有效服务中小企业？

我认为有几个方面需要做好。首先，要梳理一些与中小企业融资相关的现行政策，摒弃那些不符合中小企业特点、不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安全性和稳定性，尽可能避免政策频繁调整给市场主体带来的预期混乱；其次，完善不适合中小企业需求的金融服务产品，提高金融产品自身的套期保值能力。近年来，一些金融产品在设计上存在较大的信用风险，通过严格的风险控制程序难以规避这些风险；第三，拓展金融机构风险识别的视角，这不仅有助于金融机构规避可能的信用风险，也有助于防范潜在的道德风险；最后，金融机构中小企业的风险评估体系应该得到改进和完善，否则，不仅会提升金融机构服务中小企业的能力，还会产生新的风险。

公平的信用评级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

记者:在国际成熟的金融市场中，信用评级在防范信用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您看来，中国的信用评级行业如何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沈骏:从国内外的实际情况来看，金融业是良好有效的信用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中央财政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虽然墨迹不多，但它与反复强调风险预防和控制联系在一起，我觉得这很有意义。

在成熟的金融市场中，独立、客观、公平的信用评级确实起到了防范信用风险、提高市场效率的作用，这一点已经被国际评级机构100多年的发展历程所证实。中国信用评级业诞生才30年，在评级理念、评级方法及相关技术方面，中国信用评级业与国际评级机构仍有很大差距。另外，由于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差异，中国评级机构的市场可信度普遍不高。但就个人经验而言，在中关村(000931)科技园参与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18年中，我认为只要评级机构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标准，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就有可能在一个良好有效的社会信用体系中发挥其应有的防范金融风险的作用。我们评级结果的违约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评级客户获得银行信用贷款的最短期限也只有三天，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客观公正的具有参考价值的信用评级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